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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阮万国散文选
2009年11月19日    作者:阮万国  阅读:

二灶道头的今昔

  深秋,天高云淡。在慈溪七塘公路与高速连接线的交叉口东侧,一块“下二灶”公共汽车停靠牌醒目地竖立着。从塘上南、北望去,呈带状聚居着共约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我阔别了三十多年的故乡“二灶道头”!我默默徘徊,任车辆在身边风驰电掣而过……

    据《沈氏接涨沙涂报告册》中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师桥沈氏筑七塘围涂垦殖。其时之七塘东起现在的淞浦老红旗闸,西经五洞闸、郑家浦与洋浦塘相接。1946年11月至1947年冬,又筑相公殿直塘至段头湾直塘段,全长15.3公里,使现在的七塘全线贯通。

    慈溪濒临杭州湾南岸,素有“唐涂宋地”之称,现境的七成土地来自奔涌不息的大海。这里的人们对“灶”有一种始终难于割舍的情怀。因为,早期的生产活动都是从制盐开始。据说唐代越州5个盐场中,慈溪现境内就有“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3个。“灶”既是一种生产单位,又作地名称谓。从明洪武的户籍制到嘉靖年间的盐灶奴役制,灶民或灶丁在这里刮泥淋卤、火灶熬盐、围涂成陆、凿河耕殖,可谓沧海桑田。

    二灶道头是“石堰场(后为庵东盐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至今还流传着“鄢懋卿直甲分丁”的谚语。清咸丰二年(1852)以前,一直沿用火灶熬盐法生产食盐。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里:七塘以北、四灶浦以西的东二公社还有“采滤用刮泥法”晒盐,以及用“漏碗”制卤、盐板晒盐的“老法生产”。而“二灶道头”以北的东三公社各大队,制盐方法已改为“新法生产”的“滩晒”了。1963年9月1日我入学于东三中心小学,方圆十几里唯一的完小,是“国立”学校。这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与村庄还有一段距离,建在有一人多高的“涂基”上,前后两幢房屋,分别为教室、办公室、图书室和教师宿室,中间的通厅为大礼堂,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四周种有槐树,旁边都是晒卤的“滩”。来这里任职的老师,都是县教育局统一调配的“公立”教师。我们每天出校门都要通过操场前一个缓坡,才能到平地。上下学都要从“卤滩”的泥埂上行走着回家,夏秋季节,放学后,还赤脚在“滩”面上“打溜”、攀登“支料架”玩耍。个别大胆的同学,不顾磨破衣裤,从“支料架”中间十几米高的顶层大柱上徒手而抱,滑行下来,真是刺激惬意!这里毕业的学生,故乡人称“亮眼(有文化)”,后来有相当一部份人都有所建树。

    过去的运输主要靠水路,相当数量的盐,要从杭州湾海船运出去,包括部分运送到舟山的金塘、历港的盐都要通过海运。由于“二灶道头”涨沙成陆早、涂道坚硬、离海岸线近等优点,被人们自然地选择作为运盐到海船的“道头(码头)”。人们用“牛车”从盐场,途经十多华里涂道跋涉,把盐装在候潮而泊的海船上。因“牛车”轮盘的碾压,有些涂沙压出了深痕,一旦轮子被陷,会出现“牛车”拉不动的局面,俗称“落陷沙”。此语,至今还有老家人作陷入困境的比喻。民国36年(1947)7月30日,上海《宁绍新报》,发表过署名周玉辉的文章——《余姚盐民巡礼》:杭州湾南岸一场扇形的泥滩,余姚城北七十华里,产盐地共有九千九百亩,盐民共有五千八百另二户,有一万九千多人参加产盐,去年总产量是两百万担。供应本省三十一县一市,每年约七十万担;供应江苏每年约六十万担;供应赣东每年二十万担;供应皖南每年十二万担。这就是“姚北”的庵东盐场当时的盛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庵东盐场年产盐15-20万吨,大旱的1967年甚至达到23万吨,创历史记录,也是盐民们收获最多的一年。这里的盐不仅运销省内金华、嘉兴、宁波、绍兴、杭州市各县市区,还要供应省外的安徽徽州、福建浦城、江西上饶等地区,有时还调拨供应给上海市和江苏吴江、常州、武进、江阴、苏州、无锡、丹阳、常熟等市县。盐场的河流都属内河,只用来“排淡”和灌潮水,不通航。七塘以北的盐,必须“翻塘”到七塘以南通航的江河装船,再有船舶运往余姚的马渚火车站,用火车发往各地,我的大伯曾撑过这种运输船。盐场的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搬运队。“二灶道头”就成为东三公社搬运队“搬盐上船”的码头之一,成排的“红头百官船”停泊在七塘横江,装满盐的在前面待航,正在下装的会对准岸边木板搭成的码头,依次等候的空船紧跟随后待装,排成长龙的船队,叹为壮观。一辆辆“钢丝车(手拉车)”驮着盐包,从盐仓拉到塘岸。塘顶安装着轱辘,中间通过一根粗绳索,绳索的两头用铁勾分别扎住车架,利用前一辆车下坡的重心移动力,把绳索连着的后一辆盐车拉到塘顶。再靠下坡的冲力,通过绳索的牵引,把后塘坡盐车,拉上塘顶;这样一车上、一车下的轮翻作业,装满整个船队为止。人们用这种既可缓和下坡失控,又使上坡车借助动力的“翻塘”方法,来减轻劳动强度。虽然,搬运工人是重体力劳动,很辛苦。在那个年代,他们能领到工资,也是人们羡慕的职业。

    沈一民(沈国璋)是“二灶道头”的人们引以为豪的一位人物。他早年放弃了家庭殷实的生活,参加新四军,上四明山的“三、五支队”打游击,在解放战争期间,还参加过“孟良崮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解放后,沈一民从中央军委化学兵学校转业到杭州铁路局工作,1957年为支援公私合营,调上海橡胶厂任党委书记,后定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他的名字已记载在“上海新四军广场纪念碑-浙东新四军将士名单”上,序号为313。说起沈国璋的名字,“二灶道头”的人们是妇孺皆知。

    沈一民的祖宅就在二灶塘顶,四间瓦房,左右草舍庇间,前面还搭连着凉棚,塘顶行人可从凉棚下走过、避雨遮阳。据说,他家曾开烟酒商店,暗藏过新四军的领导干部。解放前有这样的瓦房,算是富庶人家了。解放后,作为供销社营业用房,设有棉百部、百货柜、肉类、水产、烟酒副食品、五金、文具类,经营品种很齐全,每天庵东区社,还有一“手拉车”的“水产品”送来,是当时惟一的“大卖场”。西边有一幢草房是“剃头阿兴”理发世家,东边的一幢草房是“焦饼阿来”的烧饼店,南塘坡临河沿住有“长根木匠”、“裁缝阿岳”、“善申簟匠”等六、七户人家,一个手工艺人集聚的地方,成为了我童年的“商业中心”。这里不仅是塘南、塘北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集散地;而且是四明山脉的竹木、山货、水果包括杨梅季节时的杨梅船、奉化“缸甏船”都要来此销售、交易。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还举办过几期“物资交流会”呢,增添了“二灶道头”曾经的辉煌和繁荣。

    七塘以南以种棉为主。据说1954年10月,划“三北”归慈溪县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棉花生产,使人们享受着“棉花姑娘”的美誉!建国初期,生产力落后,大跃进年代提出口号:“棉花亩产超40公斤的县,属指标‘过黄河’,超50公斤的称‘过长江’”。慈溪1963年起,亩产皮棉超百斤,二灶塘南是棉花高产区,我父亲曾因是棉花高产队的大队长而当选过两届慈溪县的人大代表。七十年代初,时任县委书记的黄建英同志,在参加全国棉花生产工作会议上,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呼为“棉花姑娘”。时隔二十几年,海涂地棉花种植大户成央珍被当选为全国九届、十届人大代表,频繁赴京开会、共商国是,还先后分别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成为“二灶道头”人们心目中的又一位“棉花姑娘”。

    如今的“二灶道头”已是今非昔比,老百姓家家户户盖起新楼房,相当一部分人家住的是豪华气派的别墅,还拥有了私家汽车,国家G15高速公路在家门口通过,杭州湾开发区,一座座现代化的新厂房正拔地而起,也许这是我的祖辈们几百年来所想不到的!

校园的冬青树

    作为青少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在我心中,初中校园的冬青树依然葱郁如初。

    1969年4月初,小学改成了五年制。正在东三中心小学读六年级的我,通过堂兄大哥的介绍,转学到胜北中学崇胜片校读初中。当时,学校已开课一个多月了。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级,第二年又扩招了一班。校舍坐落在七塘横江南岸的下一灶自然村东边,是原崇胜公社大院的旧址。1966年12月崇胜公社撤销之后,大部分成了卫生所的用房和农产品加工场,剩下的几间做了教室。

    这是一幢典型的品字型院落:正门面朝南,有正屋三间和披屋两间,东西两侧各两间厢房,用围墙连成独立的院子。中间是天井和十字形路,路两旁是齐腰高的冬青树,修剪成平整划一的绿篱。由于正门前面没有村庄,我们一般都从两边侧门出入学校。西门路南有一个很深的池塘,据说是为填这幢宅院的基础时挖成的。池塘的石板埠头两旁也有两棵冬青树,枝繁叶茂,高耸挺拔。

    初春,杨柳早早地从睡梦中苏醒,喷苞吐绿,细嫩的枝条倒映在碧蓝的池水中,夺尽了春光,而冬青似乎还沉睡在甜美的梦里。其实,冬青比杨柳的复苏要早得多,只是它顶端的枝叶生来就比杨柳黛绿而不容易被人们察觉。江南的黄梅季节多雨水,校园的冬青树成了被褥的晾架。卫生所配药的姑娘,经常把白大褂、床单之类的东西晒在冬青树上。同学们都很厌烦这个胖乎乎的女人,埋怨她遮住了满院春色。据说,她到年龄很大了才嫁出去。

    初夏的早晨,被宅院遮荫的池塘,雾霭轻轻地笼罩在水面上。岸边,晶莹的小水珠从茭白叶的尖端不时下滑,在如镜的池面上漾起圈圈波纹;睡莲叶上觅食的青蛙,喉咙一缩一鼓,等待着大意的小昆虫飞过;偶尔还会有几条小鱼,顽皮地把头探出水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而埠头边的那两棵冬青树,正披着一身晨曦兀立在湿漉漉的草丛上,像忠诚的卫士一般,庄严地守护着这如诗如画的宁静!

    盛夏的晌午,骄阳如火,同学们伏桌午休了。蝉儿在冬青树梢上高叫,“喳啦啦、喳啦啦”地吹嘘它们的爱情,扰得个别男同学无法入睡。这时候,常常有男同学偷偷地扯一下前桌女生的长发,招来她们的拍桌声,教室内顿时噪动起来……

    当无情的秋风剥落了万千树叶,校园的冬青树却平静地散发着蜡质的光泽。初冬的时候,深紫色的小果实会成串地挂满它的树梢。严冬万物凋零,飞雪飘落,而冬青的叶子依然绿油油的,保持着那份沉稳、深邃和葱茏。

    冬青树虽然四季常青,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即使盐碱地也能生存;对肥料的需求量也不多,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却很强。但因并不名贵,总是被人忽视。然而,恰恰是它,用这平凡普通的绿色,默默地点缀着我贫乏的初中时光,扎根在记忆的深处。

    初二那年,一位人民大学毕业的谢老师和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岑老师,被下放到我们学校。对他们这样的名牌大学高材生来说,在那样的年代,被分配到穷乡僻壤,近乎“流放”。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两位老师住宿在校,用两条毛竹高凳铺一张竹榻作眠床,人稍转身就为发出“吱呀呀”的声音。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两位老师以朴实的为人和严明的教风,像冬青树一样,用知识的绿色明亮了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眼睛。他们在这两年里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差不多指导了我的下半辈子。曾记得,谢老师教我们鲁迅先生《论“打落水狗”》一课时,把时代背景、段落大意讲得深入浅出,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风有深刻的了解,对后来看懂《药》、《祝福》、《狂人日记》起到融汇贯通的作用。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因为遇到了那个近乎冬天的年代;但也是幸运的,因为碰上了两位冬青树一样的好老师。

    多年以后,有关部门把校园改建之后卖给了个人,那里的冬青树也不见了。岑老师仍健在,谢老师却已离世多年了。如今,两位老师与冬青树一同成为了我永恒的怀念,他们安静地站在记忆的阡陌里,守望那曾经的青春和梦想,以及那种朴实、执著和无怨无悔的美丽。

蒋家江的桥

    围涂成陆的三北积海平原,掘江挖土不但是筑塘拦潮的需要,而且,耕作也必须开沟掘河来理顺排灌,填高地面的海拔高程,加厚土壤的耕作层。因此,这里的江、河、沟比其它江南水乡更多,桥也更多,而这里所有的江、河、沟都与筑塘围涂一样,用人工挖掘出来的。江、河还往往起着界址的作用,许多行政区划以江河为依据。例如,洋浦江在慈溪的历史上曾经以慈北与姚北的界河而闻名,也是当前慈溪的东河与中河水系的分界线。

  蒋家江地处慈溪市的东河水系,位于观附公路的西侧,蒋家江是东部南北走向的直江,江面的宽度,与洋浦江相仿。而她没有洋浦江那样的名气和地位,在三北平原众多的河道中,算不上大江、大河。可是,对附海人们来说,她是一条母亲河,也是"家电团块经济"的发祥和集聚之河,更是财富与智慧的汇集和启迪之河。蒋家江上的桥,是附海人走向市场之路的起点,也是附海财富集聚的平台,更是附海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

    1998年的秋天,我调到附海镇任镇长。附海民营企业发达,蒋家江上桥梁很多,我早有所闻。报到去的早晨,从“329国道”由观城往北进入“观附公路”,我有意识地对蒋家江上的一座座桥梁数了起来。自老凉亭至花塘2.8公里的路程,相当于西湖苏堤的全长,共有横桥19座,比苏堤多出三倍。“春风杨柳软飘飘,西湖苏堤六吊桥”,是老百姓对西湖苏堤耳熟能详的赞颂,老苏设计的六座桥以其不同的形态,构成了苏堤独特的风景,使苏堤成为杭州的十景之首,为世人瞩目。而蒋家江上的桥并不是让人们来观赏的,也没有那样的风采,它是附海民营企业发展的象征和纽带。一座桥连接着的可能是一家工厂,也可能是几家工厂;一座桥承载着的可能是几千万元的销售,也可能是几个亿的销售。慈溪人在计划经济年代开始兴办的塑料五金厂,在附海人们的手里,演变成了洋洋大观的家电产业。高效益使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像核爆炸一样在附海成功了,急剧的裂变扩展壮大。浙江双羊集团、中国先锋、启明光电、宝尔马集团等众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应运而生,成就了“家电之镇”的美誉。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数着蒋家江上的桥,常使我浮想联翩,回忆起二十年前的蒋家江。1978年秋天,我还在农村劳动时,为生产队畜牧场去观城收糠。我们老家水上运输的船只去观海卫,蒋家江是最便捷的航道。为了赶上早市,我睡眼惺忪地半夜起床,在昏暗的夜色中,撑一只河泥船,万籁俱寂,惟有哗哗的水声伴随我们的行驶,我踉踉跄跄地在岸上拉纤,另一个社员掌舵摇船,两人合作,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秋季,东、西河水系相通,利济塘的洋浦船闸是敞开着的,拂晓前,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一颗“天亮晓(金星)”渐渐升了起来,这是太阳出来之前最明亮的一颗星星。此时,我看见了韩家路老街的点心店有人在生炉子了,惟一的东海收花站内有盏路灯,忽而照出韩家路桥的轮廓,船到利济塘江与蒋家江交叉处,拉纤的我,为了不使纤绳蹋到水面,一边急速地快跑,一边用双手紧张地收缩几圈纤绳,船一转弯驶入了蒋家江。那时,这段江河上只有韩家路和老凉亭两座横桥,虽然中间夹着西舍和界河等两个离蒋家江边稍远一些的自然村庄,想必,他们的交往也只能绕道从韩家路和老凉亭两座横桥通过。江沿的道路也只有一、两米宽,一路上,只有吱吱的蟋蟀叫声和橹在水中左右摇摆的哗哗声,偶尔,有被我脚步惊动的青蛙,会从河沿的茅草和芦苇丛中卟通、卟通地跳下水!真是“一脉晨曦照田埂,两岸草蒿送舟行;并无机声和电灯,惟独脚步与虫鸣”。

    斗转星移,蒋家江早已不是往日的风景。而我,也由蒋家江上的行舟者变成了架桥者,在自己的岗位上与附海人民一起风霜雨雪三周年,公路的拓宽和桥梁的建造不断地把道路延伸,一步一步地向着桥的彼岸迈进,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昂首阔步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桥,由无序走向了品牌,由地摊走进了超市、走向了世界。

    2001年的深秋,组织上调我到观海卫镇去工作。走的那天下午,我发现蒋家江上有了48座桥。即将建成的慈溪大道的一座横桥,地质堪测钻孔达60米深,桥墩纵深18米,每米耗资超万元,这样的规模,连多桥的附海人也为之惊叹!

    桥与路是连贯的,如同水与土一样浑然一体,凡是路的通达和延伸,都需要桥的连结和承担。路离开了桥,会多走许多弯路;而桥离开了路,也将孤立,失去了跨越或者缩短距离的意义。蒋家江的桥与路融汇一体,成为附海人从家门走向市场,从市场走向世界,从草鞋换上皮鞋,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道路全程的连结和诠释。

桃花吐铁

    清坎镇人潘朗《海村竹枝词·吐铁》云:“人世风波到处悲,喜侬不作望夫台。树头月出炊香饭,郎担‘桃花吐铁’来。”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我想起了童年时赤足来到海涂捉吐铁。有一天,我捡了很多,所带的“篾篇倒笼”已装不下了,想了个办法:把自己的长裤脱下,在裤脚管的下端打个结,装进“吐铁”,上面用裤带的一端扎住,另一端牵在手上,当作“吐铁袋”在泥涂上拖到海塘边,真的很惬意。回家后发现,吐铁的黏液和泥胀满了裤子的布缝,滑泥泥的,脏得一塌糊涂。母亲也没有埋怨,还为如此的收获,笑意挂在脸上。那时候的我,得意呀!肯定像是一名骄傲的将军,脸上露满了胜利的喜悦。这一次,鲜吐铁吃不完,许多剩余的还晒成干,在夏季里,经常泡吐铁汤,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当时,吐铁多,一个“潮汐”的时间,我们小孩子徒手而捡的吐铁,也能满载而归;有的老妇们用专业的“小海斗”捉,数量更多;以营利为目的赚副业者,用专业的“吐铁网”牵,将是更多。那时没有资源稀缺的概念,只要人们有时间下海,就有丰富的“海鲜”收获。

    俗称“吐铁(泥螺)”,是贝壳类动物,其壳白而薄,大如螺蛳,体表有黏液,煮熟作羹或酒渍腌食及晒干制汤均可。吐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外,还含有钙、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滋味鲜美、营养价值很高的大众海产品。

    老家人称杭州湾叫做“海”,多少年来,这里的“小海鲜”养育着这里的人们。上世纪初,上海滩的名人宁波帮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之一虞洽卿,6岁丧父,9岁辍学,靠捉“龙山吐铁”谋生了5年。也许这五年艰苦的跋涉为他传奇的人生注入了这片滩涂的基因。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称“撬鳗舍”的自然村,一个名叫冯海生的男人,孤身一人住在“直洞舍”里,由于家庭条件差,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到杭州湾海涂牵“夜潮吐铁”,把捕获来的吐铁腌制之后,利用农闲时,到外地去卖,搞“副业”赚钱。在桃花盛开的春季,有一天傍晚,他从自己家的河岸下船,披着夕阳,撑船连夜奔赴绍兴卖腌吐铁。

    早上,人们在市场河边的石板埠头上买腌吐铁。买着买着,人群里挤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来买腌吐铁,可手中只有一个五分面值的硬币,冯海生把她推开,让别人买,腼腆的姑娘争红了粉脸,执着要买,拗不过她,就舀了一小勺“腌吐铁”给她,没有收钱,她还是丢下五分钱后走了。第二天,她又来买,还是五分钱。冯海生正要拒绝这个小买主时,旁边有人叹说:她是一个右派的小女儿,父母都在上海挨“批斗”,她孓然一人来到绍兴,寄宿在外祖母家,她每天只用五分钱,买一点点,想把有限的钱,盘算着渡过每一天,就是等不到上海的父母寄钱来。憨厚的冯海生听了之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慷慨地端了一“斗缸”给她,拒绝收钱,小姑娘半推半就地捧着吐铁“斗缸”,眼眶湿润了起来。

    以后的几天,冯海生多了一个帮手,善良的小姑娘竟然来到他身旁,帮他卖起了腌吐铁。卖完吐铁的那天傍晚,冯海生要返回家了,可爱的小姑娘领着她的外婆,来到河边为他送行。从此之后,冯海生不断地牵“夜潮吐铁”,经常去绍兴卖腌吐铁。春去秋来,“撬鳗舍”人发现冯海生的“直洞舍”里,有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大家都说:冯海生行了桃花运,卖腌吐铁赚来了老婆。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桃花,也姓冯,吐铁逢桃花,桃花逢海生,他们相爱了,他们成了家!在八十年代初,他们的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老大还留学美国。当时,我还在胜北乡人民政府工作,在召开的留学生家长座谈会上,桃花妈妈她还介绍“如何教育子女成长”的经验。我们常常把“桃花运”当作贬义词用,而“桃花吐铁”在这里成了爱情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一家人,真的让当地人羡慕。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老人家对新中国精神风貌的颂扬。我想:杨柳只代表春天的到来,而真正春天的象征是桃花。春季桃花盛开,这个时候,度过了漫长严寒之后的江南,更是大地复苏,气温回升,在杭州湾的海涂上,泥涂表面会生一层苔类的微生物,俗叫“油泥”,这是吐铁(泥螺)的最好食料,此时,吐铁又肥又鲜又不含沙。所以,人们称质量最好的吐铁为“桃花吐铁”。明人张如兰《土铁歌》云:“土非土,铁非铁,肥如泽,鲜如屑。盘中个个玛瑙乌,席前一一丹丘血。见者尝,饮者捏,举杯吃饭两相宜,腥腥不惜广长舌。”清朝坎镇胡杰人说过:“清明时节雨如丝,门外家家插柳枝;嗍罢螺蛳品兼味,桃花吐铁更含滋”。杭州湾的“桃花吐铁”,真的让人回味无穷。

外婆的杭州湾

    千百年来,滚滚长江来沙在东海潮汐的作用下,涌入杭州湾,随钱塘江来水被曹娥江水推向北流,形成翠屏山北麓的缓流区域,淤沙沉积越来越多,沧海桑田,筑塘挡潮,垦殖成陆,引来了大量的移民,繁衍了我的祖先。我外婆家就坐落在弓向杭州湾半个月亮形状凸出的地段里。

    杭州湾上连钱塘江,下通东海,外婆家乡的人们,把杭州湾有时称作“海”,有时称谓“江”,很少叫“湾”的。例如:国家G15高速公路的杭州湾大桥,大家都称“跨海大桥”;如果人们在杭州湾里捕鱼捉蟹,大家称“靠海”;就是居住在杭州湾岸边的人家,也称“海里人”,退潮后裸出的滩涂称“海涂”,涨潮时潮水起涌的海岸线称“江滩头”,如果有人去杭州湾的北岸,大家称去“对江”等等。童年时,七塘以北还在晒盐,记忆犹新的外婆家的老屋,在一畈占地一亩多的“高坨基”上,房屋的东南方是一个蓄水的“淡水汪(池塘)”,四周的芦苇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随手摘一片叶子,折艘“小船”,放在水面,被微风吹到池塘的中心,侧翻了,再折一艘。这是我辈童年常玩的游戏,充满乐趣。

    外婆说:奠这个“高坨基”的时候,七塘还没有筑成,潮水涨满“高坨基”的四周,退潮后,晒干的“白地场”上,浮现白白的盐花,人们把带着盐花的表土层,刨刮起来,制成生泥,在“漏碗”里炼卤晒盐,几百年来都是这样。这里的祖辈们,大多数从绍兴迁徙而来,填了许多这样的“高坨基”。缺乏资产的移民,凭体力从事最艰辛的晒盐产业,在农耕社会里,要比原居民更加艰苦百倍。正象吴耕民教授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努力精神,在这样的“高坨基”上生存和创业,并自信地把这个“海”,不断淤涨的自然现象,视作“有出产”的地方,人们还用:“像后海一样的涨,像饭镬一样的潽”的祝福,祈求兴旺发达,铸就了今天慈溪人民的移民文化。

    有这样的自信就有这样的顽强,这里的人们不但筑塘围涂不止,从大自然里争取生存的资源;而且还顽强地度过一次次“人为”的劫难。外婆的故事里,讲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侵略者蹂躏杭州湾南岸,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纷纷弃家逃难,外公在乍浦张家沙有远房亲戚,租乘吊(鸟)船出海,到“对江”投亲避难,这次横渡杭州湾的逃难,也是外婆九十六年人生中最远、最艰险的一次外出经历,也是惟一的一次背井离乡,在她的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了封锁杭州湾的航道、码头,鬼子强征了大量民工,做无偿的苦力,沿着“江滩头”用毛竹、铁丝网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海底篱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老百姓无法出海捕获鱼蟹,更不能把晒成的盐卖出去,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至今,我的父亲还经常讲到,他亲眼看见的两件事:一件是,打海底篱笆时,有一个民工迟到,岗哨里的鬼子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去库房。他不识字,拿着纸条交给库房间的日本军人。其实,纸条上写着“惩罚”两字,鬼子兵用毛竹杠对他连续拷打,把毛竹杠的头都打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的他惨不忍睹;另一件事,是一个伪军逃兵被鬼子抓回,用铁丝串住逃兵的锁骨,像牵畜口一样押送走着去庵东所。可见侵略者的凶狠和残暴。

    生长在海边的我,没有从事过专业的“靠海”。记得“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时代,我的堂舅父在渔业队里,专职从事“串网”捕捞。有一年,夏天的正午,我与比我还小五岁的表弟在渔船上“过潮”。海涂的潮汐涡流湍急,潮水十分混浊,像黄泥汤一样的浓厚,海浪夹着潮涌不但使渔船颠簸不停,而且在漩流的作用下,渔船以锚为圆心地打转。潮水还未涨足,我在船上已经站立不稳了,阵阵的晕眩和船上刺鼻的鱼腥味,只能卧在舱铺上,从未晕过船的我,这次连“黄浆水(胃液)”也呕吐出来了!还是表弟有能耐,为我抹嘴擦脸,照顾着。

    几年之后,听说堂舅父的渔船因锚索脱位,翻船了,表弟淹死在杭州湾里,那年他只有十五岁。“靠海”不但辛苦,而且生命危险很大,当时渔船的设施简陋,惟有的仪器,就是一只“马蹄牌”闹钟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机器作动力,全靠自然的风和潮流为动力。那时,天气预测的准确度和预报范围也极其有限,在外婆家,经常听到“海里死人”的噩耗。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原来荒凉的杭州湾南岸,葬满乱坟的三灶塘角,过去人们称谓“蟹洞底里”的地方。如今一条六车道的连接线,由杭州湾新区通向杭甬高速,崭新的工业区内,平坦、宽敞的公路纵横交叉,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4公里,总控面积143平方公里的一座新型的海边城市正在建设,中部首期12.7平方公里已经建成。化纤纺织园、家电科技园、热电厂、渔具园区、五金科技园等布局完整。定址在徐家浦至郑家浦之间,环保型的风力发电厂投入运行;国家级的高新科技出口贸易加工区实施运作。

    外婆家的所有“高坨基”,已经纳入湿地保护区,一望无际的海涂养殖场,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海产品,同时为生态平衡创造了条件;泥涂里芦苇丛生,大米草遍地,迎来大批白鹭、灰鹭、天鹅、野鸭等大量珍稀候鸟从千万里之遥的地方,飞抵这水草丰茂的43.5平方公里杭州湾湿地过冬(包括海域浅涂)。据报道,来湿地过冬候鸟已有41种,5万余只,它们大部分属于各级保护类野生动物,形成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

    外婆做梦也没想到,在她逃难渡过的汪洋大海上建起了桥,投资一百多亿、跨海36公里、居世界之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把“对江”联结了起来,这是祖祖辈辈的幻想,难怪大桥奠基仪式的那天,几万人护幼携老地涌向海边,围集在滩涂上,争先恐后地要亲眼目睹这一事实的发生。在建设施工三年多的日子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参观。

    外婆的杭州湾,童年的梦中湾,这里的祖祖辈辈用自己的生命激情与梦想,将你改变!将你变得如此伟大!

野菊花

    新房子装修好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准备搬家,妻子在整理旧物时,把一只退色的“北仑牌”听装香烟的罐子扔进了垃圾桶,我不舍地捡了回来。虽然,只是个泛黄的旧塑料盒子。但是,我清晰地记着:这是我当年调离胜山工作时,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把装有胜山特产——野菊花的礼盒,送给了我。

    “越泥仙洞有仙游,圣母祠经大未修。鱼口洞西龟脚露,狗头颈上堠烽留。黄沙滥曲渔家集,乌石滩沉海浪浮。遥见鹰窠顶上险,眼前淡水一湾流。”在翠屏山北麓广袤的海积平原上,有一座兀突的孤山丘,由于她的古迹胜景,人们称为“胜山”。胜山生长野菊花,几百年前已有文字记载,当地人有采撷的习惯。因为菊花喜凉爽、较耐寒、耐旱、在微酸至微碱性土壤中皆能生长,以她顽强的生命力,在荒芜贫瘠的山上年复一年地旺盛生长。野生的菊花有着我们基层的农村干部一样的精神。

    二十年前,踌躇满志的我,被调到山西边的一个乡政府工作。当时乡政府的办公楼坐落在四塘江沿公路的北侧,一幢建成不久的三层楼房,门前还有三幢民房挡着。据说是缺少资金,没有征用周边的余地和拆迁沿路的民宅,基建时留下的“石灰池”也未填平,到处杂草丛生,夜晚蛙鸣声声。办公楼的前面没有围墙,乡政府的底层办公室每间都可以出入,西旁边有一段4米左右宽的平坦沙石路通向公路,可通车辆。当然,我们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筹措资金,还欠款,征土地,迁民居,完成这个“半拉子工程”,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第一次轮到值班的那夜,食堂里吃好晚餐,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忽然,一个治安员来报:鞋帽厂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二百多人聚集在汽车站后面的鞋帽厂里。情况紧急,我们值班的几个人二话没说,就直奔鞋帽厂。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厂子,叽哩喳啦的争吵声乱作一团,有几个情绪急动的人,吼声震天。治安员大喊一声:“乡长来啦!”瞬间,我被群众推推搡搡地围成一团,有指责的、有讨说法的,乱哄哄的人群,气愤的情绪,非要我立马解决。原来,鞋帽厂已停产三个多月了,职工都是集资进厂的本乡农民,三个月工资未发,集资款没退,工厂就要倒闭了,外协单位(供布商)要把原材料拉回去,工人们眼看厂将成空,急了起来,要扣押原料抵工资,形成两派阵营的争夺。

    鞋帽厂是该乡最大的集体制企业,产权属于乡政府。生产“呢服大衣”,自投产以来,几乎没有销售量,亏损严重。我坐上了“被告席”,处理倒闭企业的债权债务是最棘手的苦差使。按司法解释:“关、停、并、转企业的债务是谁主管谁负责,”乡长是法定代表人,我理所当然地成为债权人的被告。在法院还未开庭时,我自嘲地向审判长说:你受理此案是你的工作职责,我接受审查,坐在被告席上,也是工作的需要,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好在我是野生的农民干部,受得起这个委屈。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齐全,人们习惯于在马路上交易农副产品。乡农贸市场处在惟一的过境公路上,四灶浦桥东仅6米宽的沙石路面,整日交通拥堵,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纠纷。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成了全乡人民的强烈愿望,人民代表大会上每次都有呼声,这也是政府应办的实事工程。可是,每年只有四五万元的财政收入,支付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之后,所剩无几,哪有财力建设农贸市场。我们想到了“捐款(摊派)”的办法,号召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师、部门负责人、个体户小老板、厂长和广大民众,以“自愿的原则”,发动捐款。乡镇机关干部义不容辞,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我是“政社分设”时的选聘干部,属于带粮的“农民乡长”,月薪人民币50元,为建市场,慷慨解囊500元。我的同事们也纷纷投入捐款行列。农村出身的人,想出的农民土办法,好在田野里长大的人,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与同事们一起,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思想动员等工作,占地四亩,投资五万元的农贸市场建成了,消灭了马路市场,改善了农副产品的交易环境。

    改造农村的饮用水,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可是,安装自来水必须解决投资。只有采取“集体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民众集一点”的拼凑办法,与邻近几个乡镇联合搞工程,从上林湖水库取水,几十公里的管道和水厂建设,预算下来,除集体出资外,平均每户老百姓需要集资600元。当时的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500元,需要动用每户家庭几年的积蓄。俗话说,百姓、百姓百条心哪!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困难。如果,行动统一不起来,资金不足额到位,工程难以启动。农村面貌要改变,老百姓生活要提高,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统一民众的思想是当时农村工作的传家宝。化成为老百姓个人“娶媳妇、建房屋”一样的大事来解释,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解决了资金来源,农民千百年来的饮水习惯也由此而改变。

    “海角悬泥产菊甘,西崖北岭胜山南。野人争摘提篮卖,香满茶瓯我所耽。甘菊延年助养生,仙人洞外产仙茎。胜山独有此花胜,昔日都缘橘掩名。”野菊花,胜山的野菊花!在我朦胧的记忆里送来一阵阵思念,回想着许多同事的身影与笑脸。他们生在农村,来自田野,多数都是农民的子女,像野菊花一样的顽强精神和工作热情,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我能在生生不息的野菊花之地走过风霜雨雪的十二个冬夏春秋,心中留存着馥郁的芬芳。

二灶道头的今昔

  深秋,天高云淡。在慈溪七塘公路与高速连接线的交叉口东侧,一块“下二灶”公共汽车停靠牌醒目地竖立着。从塘上南、北望去,呈带状聚居着共约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我阔别了三十多年的故乡“二灶道头”!我默默徘徊,任车辆在身边风驰电掣而过……

    据《沈氏接涨沙涂报告册》中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师桥沈氏筑七塘围涂垦殖。其时之七塘东起现在的淞浦老红旗闸,西经五洞闸、郑家浦与洋浦塘相接。1946年11月至1947年冬,又筑相公殿直塘至段头湾直塘段,全长15.3公里,使现在的七塘全线贯通。

    慈溪濒临杭州湾南岸,素有“唐涂宋地”之称,现境的七成土地来自奔涌不息的大海。这里的人们对“灶”有一种始终难于割舍的情怀。因为,早期的生产活动都是从制盐开始。据说唐代越州5个盐场中,慈溪现境内就有“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3个。“灶”既是一种生产单位,又作地名称谓。从明洪武的户籍制到嘉靖年间的盐灶奴役制,灶民或灶丁在这里刮泥淋卤、火灶熬盐、围涂成陆、凿河耕殖,可谓沧海桑田。

    二灶道头是“石堰场(后为庵东盐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至今还流传着“鄢懋卿直甲分丁”的谚语。清咸丰二年(1852)以前,一直沿用火灶熬盐法生产食盐。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里:七塘以北、四灶浦以西的东二公社还有“采滤用刮泥法”晒盐,以及用“漏碗”制卤、盐板晒盐的“老法生产”。而“二灶道头”以北的东三公社各大队,制盐方法已改为“新法生产”的“滩晒”了。1963年9月1日我入学于东三中心小学,方圆十几里唯一的完小,是“国立”学校。这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与村庄还有一段距离,建在有一人多高的“涂基”上,前后两幢房屋,分别为教室、办公室、图书室和教师宿室,中间的通厅为大礼堂,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四周种有槐树,旁边都是晒卤的“滩”。来这里任职的老师,都是县教育局统一调配的“公立”教师。我们每天出校门都要通过操场前一个缓坡,才能到平地。上下学都要从“卤滩”的泥埂上行走着回家,夏秋季节,放学后,还赤脚在“滩”面上“打溜”、攀登“支料架”玩耍。个别大胆的同学,不顾磨破衣裤,从“支料架”中间十几米高的顶层大柱上徒手而抱,滑行下来,真是刺激惬意!这里毕业的学生,故乡人称“亮眼(有文化)”,后来有相当一部份人都有所建树。

    过去的运输主要靠水路,相当数量的盐,要从杭州湾海船运出去,包括部分运送到舟山的金塘、历港的盐都要通过海运。由于“二灶道头”涨沙成陆早、涂道坚硬、离海岸线近等优点,被人们自然地选择作为运盐到海船的“道头(码头)”。人们用“牛车”从盐场,途经十多华里涂道跋涉,把盐装在候潮而泊的海船上。因“牛车”轮盘的碾压,有些涂沙压出了深痕,一旦轮子被陷,会出现“牛车”拉不动的局面,俗称“落陷沙”。此语,至今还有老家人作陷入困境的比喻。民国36年(1947)7月30日,上海《宁绍新报》,发表过署名周玉辉的文章——《余姚盐民巡礼》:杭州湾南岸一场扇形的泥滩,余姚城北七十华里,产盐地共有九千九百亩,盐民共有五千八百另二户,有一万九千多人参加产盐,去年总产量是两百万担。供应本省三十一县一市,每年约七十万担;供应江苏每年约六十万担;供应赣东每年二十万担;供应皖南每年十二万担。这就是“姚北”的庵东盐场当时的盛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庵东盐场年产盐15-20万吨,大旱的1967年甚至达到23万吨,创历史记录,也是盐民们收获最多的一年。这里的盐不仅运销省内金华、嘉兴、宁波、绍兴、杭州市各县市区,还要供应省外的安徽徽州、福建浦城、江西上饶等地区,有时还调拨供应给上海市和江苏吴江、常州、武进、江阴、苏州、无锡、丹阳、常熟等市县。盐场的河流都属内河,只用来“排淡”和灌潮水,不通航。七塘以北的盐,必须“翻塘”到七塘以南通航的江河装船,再有船舶运往余姚的马渚火车站,用火车发往各地,我的大伯曾撑过这种运输船。盐场的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搬运队。“二灶道头”就成为东三公社搬运队“搬盐上船”的码头之一,成排的“红头百官船”停泊在七塘横江,装满盐的在前面待航,正在下装的会对准岸边木板搭成的码头,依次等候的空船紧跟随后待装,排成长龙的船队,叹为壮观。一辆辆“钢丝车(手拉车)”驮着盐包,从盐仓拉到塘岸。塘顶安装着轱辘,中间通过一根粗绳索,绳索的两头用铁勾分别扎住车架,利用前一辆车下坡的重心移动力,把绳索连着的后一辆盐车拉到塘顶。再靠下坡的冲力,通过绳索的牵引,把后塘坡盐车,拉上塘顶;这样一车上、一车下的轮翻作业,装满整个船队为止。人们用这种既可缓和下坡失控,又使上坡车借助动力的“翻塘”方法,来减轻劳动强度。虽然,搬运工人是重体力劳动,很辛苦。在那个年代,他们能领到工资,也是人们羡慕的职业。

    沈一民(沈国璋)是“二灶道头”的人们引以为豪的一位人物。他早年放弃了家庭殷实的生活,参加新四军,上四明山的“三、五支队”打游击,在解放战争期间,还参加过“孟良崮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解放后,沈一民从中央军委化学兵学校转业到杭州铁路局工作,1957年为支援公私合营,调上海橡胶厂任党委书记,后定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他的名字已记载在“上海新四军广场纪念碑-浙东新四军将士名单”上,序号为313。说起沈国璋的名字,“二灶道头”的人们是妇孺皆知。

    沈一民的祖宅就在二灶塘顶,四间瓦房,左右草舍庇间,前面还搭连着凉棚,塘顶行人可从凉棚下走过、避雨遮阳。据说,他家曾开烟酒商店,暗藏过新四军的领导干部。解放前有这样的瓦房,算是富庶人家了。解放后,作为供销社营业用房,设有棉百部、百货柜、肉类、水产、烟酒副食品、五金、文具类,经营品种很齐全,每天庵东区社,还有一“手拉车”的“水产品”送来,是当时惟一的“大卖场”。西边有一幢草房是“剃头阿兴”理发世家,东边的一幢草房是“焦饼阿来”的烧饼店,南塘坡临河沿住有“长根木匠”、“裁缝阿岳”、“善申簟匠”等六、七户人家,一个手工艺人集聚的地方,成为了我童年的“商业中心”。这里不仅是塘南、塘北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集散地;而且是四明山脉的竹木、山货、水果包括杨梅季节时的杨梅船、奉化“缸甏船”都要来此销售、交易。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还举办过几期“物资交流会”呢,增添了“二灶道头”曾经的辉煌和繁荣。

    七塘以南以种棉为主。据说1954年10月,划“三北”归慈溪县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棉花生产,使人们享受着“棉花姑娘”的美誉!建国初期,生产力落后,大跃进年代提出口号:“棉花亩产超40公斤的县,属指标‘过黄河’,超50公斤的称‘过长江’”。慈溪1963年起,亩产皮棉超百斤,二灶塘南是棉花高产区,我父亲曾因是棉花高产队的大队长而当选过两届慈溪县的人大代表。七十年代初,时任县委书记的黄建英同志,在参加全国棉花生产工作会议上,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呼为“棉花姑娘”。时隔二十几年,海涂地棉花种植大户成央珍被当选为全国九届、十届人大代表,频繁赴京开会、共商国是,还先后分别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成为“二灶道头”人们心目中的又一位“棉花姑娘”。

    如今的“二灶道头”已是今非昔比,老百姓家家户户盖起新楼房,相当一部分人家住的是豪华气派的别墅,还拥有了私家汽车,国家G15高速公路在家门口通过,杭州湾开发区,一座座现代化的新厂房正拔地而起,也许这是我的祖辈们几百年来所想不到的!

校园的冬青树

    作为青少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在我心中,初中校园的冬青树依然葱郁如初。

    1969年4月初,小学改成了五年制。正在东三中心小学读六年级的我,通过堂兄大哥的介绍,转学到胜北中学崇胜片校读初中。当时,学校已开课一个多月了。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级,第二年又扩招了一班。校舍坐落在七塘横江南岸的下一灶自然村东边,是原崇胜公社大院的旧址。1966年12月崇胜公社撤销之后,大部分成了卫生所的用房和农产品加工场,剩下的几间做了教室。

    这是一幢典型的品字型院落:正门面朝南,有正屋三间和披屋两间,东西两侧各两间厢房,用围墙连成独立的院子。中间是天井和十字形路,路两旁是齐腰高的冬青树,修剪成平整划一的绿篱。由于正门前面没有村庄,我们一般都从两边侧门出入学校。西门路南有一个很深的池塘,据说是为填这幢宅院的基础时挖成的。池塘的石板埠头两旁也有两棵冬青树,枝繁叶茂,高耸挺拔。

    初春,杨柳早早地从睡梦中苏醒,喷苞吐绿,细嫩的枝条倒映在碧蓝的池水中,夺尽了春光,而冬青似乎还沉睡在甜美的梦里。其实,冬青比杨柳的复苏要早得多,只是它顶端的枝叶生来就比杨柳黛绿而不容易被人们察觉。江南的黄梅季节多雨水,校园的冬青树成了被褥的晾架。卫生所配药的姑娘,经常把白大褂、床单之类的东西晒在冬青树上。同学们都很厌烦这个胖乎乎的女人,埋怨她遮住了满院春色。据说,她到年龄很大了才嫁出去。

    初夏的早晨,被宅院遮荫的池塘,雾霭轻轻地笼罩在水面上。岸边,晶莹的小水珠从茭白叶的尖端不时下滑,在如镜的池面上漾起圈圈波纹;睡莲叶上觅食的青蛙,喉咙一缩一鼓,等待着大意的小昆虫飞过;偶尔还会有几条小鱼,顽皮地把头探出水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而埠头边的那两棵冬青树,正披着一身晨曦兀立在湿漉漉的草丛上,像忠诚的卫士一般,庄严地守护着这如诗如画的宁静!

    盛夏的晌午,骄阳如火,同学们伏桌午休了。蝉儿在冬青树梢上高叫,“喳啦啦、喳啦啦”地吹嘘它们的爱情,扰得个别男同学无法入睡。这时候,常常有男同学偷偷地扯一下前桌女生的长发,招来她们的拍桌声,教室内顿时噪动起来……

    当无情的秋风剥落了万千树叶,校园的冬青树却平静地散发着蜡质的光泽。初冬的时候,深紫色的小果实会成串地挂满它的树梢。严冬万物凋零,飞雪飘落,而冬青的叶子依然绿油油的,保持着那份沉稳、深邃和葱茏。

    冬青树虽然四季常青,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即使盐碱地也能生存;对肥料的需求量也不多,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却很强。但因并不名贵,总是被人忽视。然而,恰恰是它,用这平凡普通的绿色,默默地点缀着我贫乏的初中时光,扎根在记忆的深处。

    初二那年,一位人民大学毕业的谢老师和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岑老师,被下放到我们学校。对他们这样的名牌大学高材生来说,在那样的年代,被分配到穷乡僻壤,近乎“流放”。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两位老师住宿在校,用两条毛竹高凳铺一张竹榻作眠床,人稍转身就为发出“吱呀呀”的声音。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两位老师以朴实的为人和严明的教风,像冬青树一样,用知识的绿色明亮了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眼睛。他们在这两年里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差不多指导了我的下半辈子。曾记得,谢老师教我们鲁迅先生《论“打落水狗”》一课时,把时代背景、段落大意讲得深入浅出,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风有深刻的了解,对后来看懂《药》、《祝福》、《狂人日记》起到融汇贯通的作用。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因为遇到了那个近乎冬天的年代;但也是幸运的,因为碰上了两位冬青树一样的好老师。

    多年以后,有关部门把校园改建之后卖给了个人,那里的冬青树也不见了。岑老师仍健在,谢老师却已离世多年了。如今,两位老师与冬青树一同成为了我永恒的怀念,他们安静地站在记忆的阡陌里,守望那曾经的青春和梦想,以及那种朴实、执著和无怨无悔的美丽。

蒋家江的桥

    围涂成陆的三北积海平原,掘江挖土不但是筑塘拦潮的需要,而且,耕作也必须开沟掘河来理顺排灌,填高地面的海拔高程,加厚土壤的耕作层。因此,这里的江、河、沟比其它江南水乡更多,桥也更多,而这里所有的江、河、沟都与筑塘围涂一样,用人工挖掘出来的。江、河还往往起着界址的作用,许多行政区划以江河为依据。例如,洋浦江在慈溪的历史上曾经以慈北与姚北的界河而闻名,也是当前慈溪的东河与中河水系的分界线。

  蒋家江地处慈溪市的东河水系,位于观附公路的西侧,蒋家江是东部南北走向的直江,江面的宽度,与洋浦江相仿。而她没有洋浦江那样的名气和地位,在三北平原众多的河道中,算不上大江、大河。可是,对附海人们来说,她是一条母亲河,也是"家电团块经济"的发祥和集聚之河,更是财富与智慧的汇集和启迪之河。蒋家江上的桥,是附海人走向市场之路的起点,也是附海财富集聚的平台,更是附海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

    1998年的秋天,我调到附海镇任镇长。附海民营企业发达,蒋家江上桥梁很多,我早有所闻。报到去的早晨,从“329国道”由观城往北进入“观附公路”,我有意识地对蒋家江上的一座座桥梁数了起来。自老凉亭至花塘2.8公里的路程,相当于西湖苏堤的全长,共有横桥19座,比苏堤多出三倍。“春风杨柳软飘飘,西湖苏堤六吊桥”,是老百姓对西湖苏堤耳熟能详的赞颂,老苏设计的六座桥以其不同的形态,构成了苏堤独特的风景,使苏堤成为杭州的十景之首,为世人瞩目。而蒋家江上的桥并不是让人们来观赏的,也没有那样的风采,它是附海民营企业发展的象征和纽带。一座桥连接着的可能是一家工厂,也可能是几家工厂;一座桥承载着的可能是几千万元的销售,也可能是几个亿的销售。慈溪人在计划经济年代开始兴办的塑料五金厂,在附海人们的手里,演变成了洋洋大观的家电产业。高效益使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像核爆炸一样在附海成功了,急剧的裂变扩展壮大。浙江双羊集团、中国先锋、启明光电、宝尔马集团等众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应运而生,成就了“家电之镇”的美誉。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数着蒋家江上的桥,常使我浮想联翩,回忆起二十年前的蒋家江。1978年秋天,我还在农村劳动时,为生产队畜牧场去观城收糠。我们老家水上运输的船只去观海卫,蒋家江是最便捷的航道。为了赶上早市,我睡眼惺忪地半夜起床,在昏暗的夜色中,撑一只河泥船,万籁俱寂,惟有哗哗的水声伴随我们的行驶,我踉踉跄跄地在岸上拉纤,另一个社员掌舵摇船,两人合作,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秋季,东、西河水系相通,利济塘的洋浦船闸是敞开着的,拂晓前,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一颗“天亮晓(金星)”渐渐升了起来,这是太阳出来之前最明亮的一颗星星。此时,我看见了韩家路老街的点心店有人在生炉子了,惟一的东海收花站内有盏路灯,忽而照出韩家路桥的轮廓,船到利济塘江与蒋家江交叉处,拉纤的我,为了不使纤绳蹋到水面,一边急速地快跑,一边用双手紧张地收缩几圈纤绳,船一转弯驶入了蒋家江。那时,这段江河上只有韩家路和老凉亭两座横桥,虽然中间夹着西舍和界河等两个离蒋家江边稍远一些的自然村庄,想必,他们的交往也只能绕道从韩家路和老凉亭两座横桥通过。江沿的道路也只有一、两米宽,一路上,只有吱吱的蟋蟀叫声和橹在水中左右摇摆的哗哗声,偶尔,有被我脚步惊动的青蛙,会从河沿的茅草和芦苇丛中卟通、卟通地跳下水!真是“一脉晨曦照田埂,两岸草蒿送舟行;并无机声和电灯,惟独脚步与虫鸣”。

    斗转星移,蒋家江早已不是往日的风景。而我,也由蒋家江上的行舟者变成了架桥者,在自己的岗位上与附海人民一起风霜雨雪三周年,公路的拓宽和桥梁的建造不断地把道路延伸,一步一步地向着桥的彼岸迈进,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昂首阔步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桥,由无序走向了品牌,由地摊走进了超市、走向了世界。

    2001年的深秋,组织上调我到观海卫镇去工作。走的那天下午,我发现蒋家江上有了48座桥。即将建成的慈溪大道的一座横桥,地质堪测钻孔达60米深,桥墩纵深18米,每米耗资超万元,这样的规模,连多桥的附海人也为之惊叹!

    桥与路是连贯的,如同水与土一样浑然一体,凡是路的通达和延伸,都需要桥的连结和承担。路离开了桥,会多走许多弯路;而桥离开了路,也将孤立,失去了跨越或者缩短距离的意义。蒋家江的桥与路融汇一体,成为附海人从家门走向市场,从市场走向世界,从草鞋换上皮鞋,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道路全程的连结和诠释。

桃花吐铁

    清坎镇人潘朗《海村竹枝词·吐铁》云:“人世风波到处悲,喜侬不作望夫台。树头月出炊香饭,郎担‘桃花吐铁’来。”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我想起了童年时赤足来到海涂捉吐铁。有一天,我捡了很多,所带的“篾篇倒笼”已装不下了,想了个办法:把自己的长裤脱下,在裤脚管的下端打个结,装进“吐铁”,上面用裤带的一端扎住,另一端牵在手上,当作“吐铁袋”在泥涂上拖到海塘边,真的很惬意。回家后发现,吐铁的黏液和泥胀满了裤子的布缝,滑泥泥的,脏得一塌糊涂。母亲也没有埋怨,还为如此的收获,笑意挂在脸上。那时候的我,得意呀!肯定像是一名骄傲的将军,脸上露满了胜利的喜悦。这一次,鲜吐铁吃不完,许多剩余的还晒成干,在夏季里,经常泡吐铁汤,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当时,吐铁多,一个“潮汐”的时间,我们小孩子徒手而捡的吐铁,也能满载而归;有的老妇们用专业的“小海斗”捉,数量更多;以营利为目的赚副业者,用专业的“吐铁网”牵,将是更多。那时没有资源稀缺的概念,只要人们有时间下海,就有丰富的“海鲜”收获。

    俗称“吐铁(泥螺)”,是贝壳类动物,其壳白而薄,大如螺蛳,体表有黏液,煮熟作羹或酒渍腌食及晒干制汤均可。吐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外,还含有钙、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滋味鲜美、营养价值很高的大众海产品。

    老家人称杭州湾叫做“海”,多少年来,这里的“小海鲜”养育着这里的人们。上世纪初,上海滩的名人宁波帮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之一虞洽卿,6岁丧父,9岁辍学,靠捉“龙山吐铁”谋生了5年。也许这五年艰苦的跋涉为他传奇的人生注入了这片滩涂的基因。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称“撬鳗舍”的自然村,一个名叫冯海生的男人,孤身一人住在“直洞舍”里,由于家庭条件差,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到杭州湾海涂牵“夜潮吐铁”,把捕获来的吐铁腌制之后,利用农闲时,到外地去卖,搞“副业”赚钱。在桃花盛开的春季,有一天傍晚,他从自己家的河岸下船,披着夕阳,撑船连夜奔赴绍兴卖腌吐铁。

    早上,人们在市场河边的石板埠头上买腌吐铁。买着买着,人群里挤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来买腌吐铁,可手中只有一个五分面值的硬币,冯海生把她推开,让别人买,腼腆的姑娘争红了粉脸,执着要买,拗不过她,就舀了一小勺“腌吐铁”给她,没有收钱,她还是丢下五分钱后走了。第二天,她又来买,还是五分钱。冯海生正要拒绝这个小买主时,旁边有人叹说:她是一个右派的小女儿,父母都在上海挨“批斗”,她孓然一人来到绍兴,寄宿在外祖母家,她每天只用五分钱,买一点点,想把有限的钱,盘算着渡过每一天,就是等不到上海的父母寄钱来。憨厚的冯海生听了之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慷慨地端了一“斗缸”给她,拒绝收钱,小姑娘半推半就地捧着吐铁“斗缸”,眼眶湿润了起来。

    以后的几天,冯海生多了一个帮手,善良的小姑娘竟然来到他身旁,帮他卖起了腌吐铁。卖完吐铁的那天傍晚,冯海生要返回家了,可爱的小姑娘领着她的外婆,来到河边为他送行。从此之后,冯海生不断地牵“夜潮吐铁”,经常去绍兴卖腌吐铁。春去秋来,“撬鳗舍”人发现冯海生的“直洞舍”里,有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大家都说:冯海生行了桃花运,卖腌吐铁赚来了老婆。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桃花,也姓冯,吐铁逢桃花,桃花逢海生,他们相爱了,他们成了家!在八十年代初,他们的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老大还留学美国。当时,我还在胜北乡人民政府工作,在召开的留学生家长座谈会上,桃花妈妈她还介绍“如何教育子女成长”的经验。我们常常把“桃花运”当作贬义词用,而“桃花吐铁”在这里成了爱情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一家人,真的让当地人羡慕。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老人家对新中国精神风貌的颂扬。我想:杨柳只代表春天的到来,而真正春天的象征是桃花。春季桃花盛开,这个时候,度过了漫长严寒之后的江南,更是大地复苏,气温回升,在杭州湾的海涂上,泥涂表面会生一层苔类的微生物,俗叫“油泥”,这是吐铁(泥螺)的最好食料,此时,吐铁又肥又鲜又不含沙。所以,人们称质量最好的吐铁为“桃花吐铁”。明人张如兰《土铁歌》云:“土非土,铁非铁,肥如泽,鲜如屑。盘中个个玛瑙乌,席前一一丹丘血。见者尝,饮者捏,举杯吃饭两相宜,腥腥不惜广长舌。”清朝坎镇胡杰人说过:“清明时节雨如丝,门外家家插柳枝;嗍罢螺蛳品兼味,桃花吐铁更含滋”。杭州湾的“桃花吐铁”,真的让人回味无穷。

外婆的杭州湾

    千百年来,滚滚长江来沙在东海潮汐的作用下,涌入杭州湾,随钱塘江来水被曹娥江水推向北流,形成翠屏山北麓的缓流区域,淤沙沉积越来越多,沧海桑田,筑塘挡潮,垦殖成陆,引来了大量的移民,繁衍了我的祖先。我外婆家就坐落在弓向杭州湾半个月亮形状凸出的地段里。

    杭州湾上连钱塘江,下通东海,外婆家乡的人们,把杭州湾有时称作“海”,有时称谓“江”,很少叫“湾”的。例如:国家G15高速公路的杭州湾大桥,大家都称“跨海大桥”;如果人们在杭州湾里捕鱼捉蟹,大家称“靠海”;就是居住在杭州湾岸边的人家,也称“海里人”,退潮后裸出的滩涂称“海涂”,涨潮时潮水起涌的海岸线称“江滩头”,如果有人去杭州湾的北岸,大家称去“对江”等等。童年时,七塘以北还在晒盐,记忆犹新的外婆家的老屋,在一畈占地一亩多的“高坨基”上,房屋的东南方是一个蓄水的“淡水汪(池塘)”,四周的芦苇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随手摘一片叶子,折艘“小船”,放在水面,被微风吹到池塘的中心,侧翻了,再折一艘。这是我辈童年常玩的游戏,充满乐趣。

    外婆说:奠这个“高坨基”的时候,七塘还没有筑成,潮水涨满“高坨基”的四周,退潮后,晒干的“白地场”上,浮现白白的盐花,人们把带着盐花的表土层,刨刮起来,制成生泥,在“漏碗”里炼卤晒盐,几百年来都是这样。这里的祖辈们,大多数从绍兴迁徙而来,填了许多这样的“高坨基”。缺乏资产的移民,凭体力从事最艰辛的晒盐产业,在农耕社会里,要比原居民更加艰苦百倍。正象吴耕民教授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努力精神,在这样的“高坨基”上生存和创业,并自信地把这个“海”,不断淤涨的自然现象,视作“有出产”的地方,人们还用:“像后海一样的涨,像饭镬一样的潽”的祝福,祈求兴旺发达,铸就了今天慈溪人民的移民文化。

    有这样的自信就有这样的顽强,这里的人们不但筑塘围涂不止,从大自然里争取生存的资源;而且还顽强地度过一次次“人为”的劫难。外婆的故事里,讲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侵略者蹂躏杭州湾南岸,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纷纷弃家逃难,外公在乍浦张家沙有远房亲戚,租乘吊(鸟)船出海,到“对江”投亲避难,这次横渡杭州湾的逃难,也是外婆九十六年人生中最远、最艰险的一次外出经历,也是惟一的一次背井离乡,在她的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了封锁杭州湾的航道、码头,鬼子强征了大量民工,做无偿的苦力,沿着“江滩头”用毛竹、铁丝网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海底篱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老百姓无法出海捕获鱼蟹,更不能把晒成的盐卖出去,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至今,我的父亲还经常讲到,他亲眼看见的两件事:一件是,打海底篱笆时,有一个民工迟到,岗哨里的鬼子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去库房。他不识字,拿着纸条交给库房间的日本军人。其实,纸条上写着“惩罚”两字,鬼子兵用毛竹杠对他连续拷打,把毛竹杠的头都打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的他惨不忍睹;另一件事,是一个伪军逃兵被鬼子抓回,用铁丝串住逃兵的锁骨,像牵畜口一样押送走着去庵东所。可见侵略者的凶狠和残暴。

    生长在海边的我,没有从事过专业的“靠海”。记得“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时代,我的堂舅父在渔业队里,专职从事“串网”捕捞。有一年,夏天的正午,我与比我还小五岁的表弟在渔船上“过潮”。海涂的潮汐涡流湍急,潮水十分混浊,像黄泥汤一样的浓厚,海浪夹着潮涌不但使渔船颠簸不停,而且在漩流的作用下,渔船以锚为圆心地打转。潮水还未涨足,我在船上已经站立不稳了,阵阵的晕眩和船上刺鼻的鱼腥味,只能卧在舱铺上,从未晕过船的我,这次连“黄浆水(胃液)”也呕吐出来了!还是表弟有能耐,为我抹嘴擦脸,照顾着。

    几年之后,听说堂舅父的渔船因锚索脱位,翻船了,表弟淹死在杭州湾里,那年他只有十五岁。“靠海”不但辛苦,而且生命危险很大,当时渔船的设施简陋,惟有的仪器,就是一只“马蹄牌”闹钟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机器作动力,全靠自然的风和潮流为动力。那时,天气预测的准确度和预报范围也极其有限,在外婆家,经常听到“海里死人”的噩耗。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原来荒凉的杭州湾南岸,葬满乱坟的三灶塘角,过去人们称谓“蟹洞底里”的地方。如今一条六车道的连接线,由杭州湾新区通向杭甬高速,崭新的工业区内,平坦、宽敞的公路纵横交叉,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4公里,总控面积143平方公里的一座新型的海边城市正在建设,中部首期12.7平方公里已经建成。化纤纺织园、家电科技园、热电厂、渔具园区、五金科技园等布局完整。定址在徐家浦至郑家浦之间,环保型的风力发电厂投入运行;国家级的高新科技出口贸易加工区实施运作。

    外婆家的所有“高坨基”,已经纳入湿地保护区,一望无际的海涂养殖场,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海产品,同时为生态平衡创造了条件;泥涂里芦苇丛生,大米草遍地,迎来大批白鹭、灰鹭、天鹅、野鸭等大量珍稀候鸟从千万里之遥的地方,飞抵这水草丰茂的43.5平方公里杭州湾湿地过冬(包括海域浅涂)。据报道,来湿地过冬候鸟已有41种,5万余只,它们大部分属于各级保护类野生动物,形成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

    外婆做梦也没想到,在她逃难渡过的汪洋大海上建起了桥,投资一百多亿、跨海36公里、居世界之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把“对江”联结了起来,这是祖祖辈辈的幻想,难怪大桥奠基仪式的那天,几万人护幼携老地涌向海边,围集在滩涂上,争先恐后地要亲眼目睹这一事实的发生。在建设施工三年多的日子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参观。

    外婆的杭州湾,童年的梦中湾,这里的祖祖辈辈用自己的生命激情与梦想,将你改变!将你变得如此伟大!

野菊花

    新房子装修好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准备搬家,妻子在整理旧物时,把一只退色的“北仑牌”听装香烟的罐子扔进了垃圾桶,我不舍地捡了回来。虽然,只是个泛黄的旧塑料盒子。但是,我清晰地记着:这是我当年调离胜山工作时,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把装有胜山特产——野菊花的礼盒,送给了我。

    “越泥仙洞有仙游,圣母祠经大未修。鱼口洞西龟脚露,狗头颈上堠烽留。黄沙滥曲渔家集,乌石滩沉海浪浮。遥见鹰窠顶上险,眼前淡水一湾流。”在翠屏山北麓广袤的海积平原上,有一座兀突的孤山丘,由于她的古迹胜景,人们称为“胜山”。胜山生长野菊花,几百年前已有文字记载,当地人有采撷的习惯。因为菊花喜凉爽、较耐寒、耐旱、在微酸至微碱性土壤中皆能生长,以她顽强的生命力,在荒芜贫瘠的山上年复一年地旺盛生长。野生的菊花有着我们基层的农村干部一样的精神。

    二十年前,踌躇满志的我,被调到山西边的一个乡政府工作。当时乡政府的办公楼坐落在四塘江沿公路的北侧,一幢建成不久的三层楼房,门前还有三幢民房挡着。据说是缺少资金,没有征用周边的余地和拆迁沿路的民宅,基建时留下的“石灰池”也未填平,到处杂草丛生,夜晚蛙鸣声声。办公楼的前面没有围墙,乡政府的底层办公室每间都可以出入,西旁边有一段4米左右宽的平坦沙石路通向公路,可通车辆。当然,我们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筹措资金,还欠款,征土地,迁民居,完成这个“半拉子工程”,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第一次轮到值班的那夜,食堂里吃好晚餐,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忽然,一个治安员来报:鞋帽厂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二百多人聚集在汽车站后面的鞋帽厂里。情况紧急,我们值班的几个人二话没说,就直奔鞋帽厂。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厂子,叽哩喳啦的争吵声乱作一团,有几个情绪急动的人,吼声震天。治安员大喊一声:“乡长来啦!”瞬间,我被群众推推搡搡地围成一团,有指责的、有讨说法的,乱哄哄的人群,气愤的情绪,非要我立马解决。原来,鞋帽厂已停产三个多月了,职工都是集资进厂的本乡农民,三个月工资未发,集资款没退,工厂就要倒闭了,外协单位(供布商)要把原材料拉回去,工人们眼看厂将成空,急了起来,要扣押原料抵工资,形成两派阵营的争夺。

    鞋帽厂是该乡最大的集体制企业,产权属于乡政府。生产“呢服大衣”,自投产以来,几乎没有销售量,亏损严重。我坐上了“被告席”,处理倒闭企业的债权债务是最棘手的苦差使。按司法解释:“关、停、并、转企业的债务是谁主管谁负责,”乡长是法定代表人,我理所当然地成为债权人的被告。在法院还未开庭时,我自嘲地向审判长说:你受理此案是你的工作职责,我接受审查,坐在被告席上,也是工作的需要,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好在我是野生的农民干部,受得起这个委屈。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齐全,人们习惯于在马路上交易农副产品。乡农贸市场处在惟一的过境公路上,四灶浦桥东仅6米宽的沙石路面,整日交通拥堵,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纠纷。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成了全乡人民的强烈愿望,人民代表大会上每次都有呼声,这也是政府应办的实事工程。可是,每年只有四五万元的财政收入,支付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之后,所剩无几,哪有财力建设农贸市场。我们想到了“捐款(摊派)”的办法,号召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师、部门负责人、个体户小老板、厂长和广大民众,以“自愿的原则”,发动捐款。乡镇机关干部义不容辞,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我是“政社分设”时的选聘干部,属于带粮的“农民乡长”,月薪人民币50元,为建市场,慷慨解囊500元。我的同事们也纷纷投入捐款行列。农村出身的人,想出的农民土办法,好在田野里长大的人,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与同事们一起,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思想动员等工作,占地四亩,投资五万元的农贸市场建成了,消灭了马路市场,改善了农副产品的交易环境。

    改造农村的饮用水,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可是,安装自来水必须解决投资。只有采取“集体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民众集一点”的拼凑办法,与邻近几个乡镇联合搞工程,从上林湖水库取水,几十公里的管道和水厂建设,预算下来,除集体出资外,平均每户老百姓需要集资600元。当时的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500元,需要动用每户家庭几年的积蓄。俗话说,百姓、百姓百条心哪!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困难。如果,行动统一不起来,资金不足额到位,工程难以启动。农村面貌要改变,老百姓生活要提高,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统一民众的思想是当时农村工作的传家宝。化成为老百姓个人“娶媳妇、建房屋”一样的大事来解释,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解决了资金来源,农民千百年来的饮水习惯也由此而改变。

    “海角悬泥产菊甘,西崖北岭胜山南。野人争摘提篮卖,香满茶瓯我所耽。甘菊延年助养生,仙人洞外产仙茎。胜山独有此花胜,昔日都缘橘掩名。”野菊花,胜山的野菊花!在我朦胧的记忆里送来一阵阵思念,回想着许多同事的身影与笑脸。他们生在农村,来自田野,多数都是农民的子女,像野菊花一样的顽强精神和工作热情,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我能在生生不息的野菊花之地走过风霜雨雪的十二个冬夏春秋,心中留存着馥郁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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