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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辞
2010年06月01日      阅读: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保持永远的异质性,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未曾触及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叙述总是在难以为继的叙述中进行,总是要从一个故事转向另一个故事,一个句子总是往另一个句子延异。这似乎是只有汉语言才有的书写特点,是从汉语言的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文学的特质。

 

莫言:《蛙》

  莫言这部小说有着执拗贴切现实的毅力,以“我姑姑”为叙述语式,写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中国计划生育的当代史,袒露出一个民族历经的真实创痛。作为一个作家,莫言是有责任感的,如此深重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大事,却没有多少文学作品予以真切的表现,无疑是文学的失职;但莫言做到了,他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他能大气如虹,又能信笔走丝。他仍在寻求他特有的荒诞感和幽默感,但笔法更为收敛,更多贴近经验的写实,也更多伤感和温暖。小说以书信体带动叙事,并在结尾处揉和戏剧,都可见出莫言对小说表现形式坚持不懈的探索。  

 

《格萨尔王》颁奖辞

  “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格萨尔王》是一次神奇的双重虚构之旅,阿来带我们进入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的成形旅程。对于这趟旅途,阿来和读者一样,带有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使这部作品充满新鲜气息,传说中的英雄清新无比,英雄生长的康藏大地更是芳香扑鼻。在阿来打破西藏神秘感的努力中,我们读懂了西藏人的眼神。

《河岸》颁奖辞

   时代如河流,入江入海不回头。河流中的生物繁复而卑微,亦如时代中的个体生命,随波逐流。而河岸如刻度,如尺子,留下河流的痕迹。作家亦然。苏童在成熟的年龄,回溯成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晦暗的时代河流。苏童如河岸,留住河流的印迹,整合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情感记忆,写出个体生命灿烂的死亡,以及死亡背后如生物般繁复卑微的生命轨迹。

《小姨多鹤》颁奖词

  《小姨多鹤》是一部关于日本孤女在中国的生存传奇,它取材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展示了日军的暴行给本民族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以一个侧面揭示了战争的罪恶,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眼光。严歌苓关注的更是战争状态中人性在挤压下呈现的错综色彩,以及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共同组织家庭时人性的撕裂与弥合,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她以女性的遭遇写出了社会和历史,是纯正文学性的表达;她以动人的故事包裹隐曲的主题,也是富于小说性的表达。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保持永远的异质性,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未曾触及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叙述总是在难以为继的叙述中进行,总是要从一个故事转向另一个故事,一个句子总是往另一个句子延异。这似乎是只有汉语言才有的书写特点,是从汉语言的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文学的特质。

 

莫言:《蛙》

  莫言这部小说有着执拗贴切现实的毅力,以“我姑姑”为叙述语式,写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中国计划生育的当代史,袒露出一个民族历经的真实创痛。作为一个作家,莫言是有责任感的,如此深重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大事,却没有多少文学作品予以真切的表现,无疑是文学的失职;但莫言做到了,他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他能大气如虹,又能信笔走丝。他仍在寻求他特有的荒诞感和幽默感,但笔法更为收敛,更多贴近经验的写实,也更多伤感和温暖。小说以书信体带动叙事,并在结尾处揉和戏剧,都可见出莫言对小说表现形式坚持不懈的探索。  

 

《格萨尔王》颁奖辞

  “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格萨尔王》是一次神奇的双重虚构之旅,阿来带我们进入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的成形旅程。对于这趟旅途,阿来和读者一样,带有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使这部作品充满新鲜气息,传说中的英雄清新无比,英雄生长的康藏大地更是芳香扑鼻。在阿来打破西藏神秘感的努力中,我们读懂了西藏人的眼神。

《河岸》颁奖辞

   时代如河流,入江入海不回头。河流中的生物繁复而卑微,亦如时代中的个体生命,随波逐流。而河岸如刻度,如尺子,留下河流的痕迹。作家亦然。苏童在成熟的年龄,回溯成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晦暗的时代河流。苏童如河岸,留住河流的印迹,整合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情感记忆,写出个体生命灿烂的死亡,以及死亡背后如生物般繁复卑微的生命轨迹。

《小姨多鹤》颁奖词

  《小姨多鹤》是一部关于日本孤女在中国的生存传奇,它取材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展示了日军的暴行给本民族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以一个侧面揭示了战争的罪恶,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眼光。严歌苓关注的更是战争状态中人性在挤压下呈现的错综色彩,以及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共同组织家庭时人性的撕裂与弥合,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她以女性的遭遇写出了社会和历史,是纯正文学性的表达;她以动人的故事包裹隐曲的主题,也是富于小说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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