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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夫画展专题】好作品应给人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
2010年09月02日  来源:宁波晚报  作者:陈晓旻  阅读:

  人物名片:

  叶文夫,1951年生于上海,慈溪市人。1990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高研班,受业于刘国辉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宁波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画院特聘教师,省文史馆馆员。作品入选全国第六、七、八、九、十届美展,获浙江省群星美展金奖、浙江省第十一届美展银奖、中国画艺委会首届学术邀请展“国画家”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铜奖等。

  8月31日—9月10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慈溪市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坚守·回望——叶文夫中国画展”在宁波美术馆展出。之后,画展还将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本报记者 陈晓旻

  记者:叶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画展的情况吧。

  叶文夫:这次展出的60几件作品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的一系列探索性的作品。有三个部分:一些是当代的题材,主要是自己想画的形式和绘画的切入点吻合的尝试,其中有我曾经画过的“筑路工”系列、“苞谷”系列。大多数是以我去四川大凉山所认识的彝族人生活场景、风土人情、人文特征,与我自己心中的情感相结合,创作上采用纯粹的水墨语言,强化色彩的表现力。还有一部分是小品画,大多是生活中的一些感触、感悟,或者是某一时段的刹那心境,强调诗的意境,也是纯粹意义的传统水墨与当代意识的结合。

  记者:您的创作以人物画为主,为什么当时定位于人物画?

  叶文夫:其实,我不仅画人物,也画花卉、山水等。作为画家来说,只是借用某些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对大自然的认识,而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是有灵性的,都可以被赋予人的情感。王尔德说:正是艺术,让田野上所有的花朵充满尊贵。其中我的一幅叫《峙山朝雨》的小品画,就来自于某个雨天早晨,在去单位经常路过的一条路上,我忽然看到一片远山,像是米芾的《潇湘烟雨图》,我忍不住伫立凝望,享受与自然与古人的对话。虽然我后来创作的小品画表现方式与古人不尽相同,但是千古以来,一些意境是相通的。尽管有人说,相比较山水画、花鸟画的抒情写意,人物画直接地以人物为对象更加能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命的关爱。我认为这并不绝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成长环境中唯一能看到的书大概就是小人书,我记得当时的《少年文艺》上也有一些老浙派的人物画家的作品,我从小就经常临摹他们的画,受此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人物画的创作。

  记者:我知道《晚福图》是您的成名之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画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那是一种怎样的创作条件和状态呢?

  叶文夫:确实如此,画中的人物就是我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农村。那些村庄里的老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曾经在17岁那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回到故乡慈溪鸣鹤公社岙口大队,上山砍柴,下湖筑塘,还当过电影放映员等,对于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尽管在创作的时候我已经招工进了银行,但人很奇怪,往往身处其中的生活环境你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反而格外怀念,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牵挂,觉得那些普通的场景和人物很美。我有时还会去曾经生活过的村庄走走看看。

  创作这幅作品源于我偶然看到的民政局办的一个敬老院里的景象,老人们正兴奋地围着一台电视机聊天,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当时电视可是个新鲜事物。我忽然想到通过这一主题把群像给串起来。因为工作我不可能脱产两个月时间专门搞创作,自然想到了画村庄里那些熟悉的老人们。

  记者:说到人物画,大家很容易想到“浙派人物画”,它是很注重传统笔墨的。您如何评价“浙派人物画”和“新浙派人物画”?

  叶文夫:为什么称之为“浙派人物画”?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些艺术批评家梳理归纳出来的,在艺术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一个人物画家群体。总的说来:重视传统、讲求笔墨、倡扬格调等。他们在精神的拓展、观念的更新、空间结构的重塑、笔墨的突破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贡献。

  然而,现在整个美术界更加多元,大家也不再局限于某个流派,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个体创作,是什么流派或者新旧与否并不重要。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或者拘泥于什么流派,具体流派的标定应该是留给历史。艺术家不应该为了形成什么流派而创作,也不是自己标榜是什么流派就一定能够被认可。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根究底新旧“浙派人物画”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也许应该留给批评家。

  我始终相信,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画只分为两种,好的和坏的。

  记者:从传统到现代,从写实到写意,运用中国传统笔墨去画现代人物的突破点在哪儿呢?

  叶文夫:我原来采用的就是纯粹的“浙派人物画”的创作语言。开始改变是在1992年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刘国辉老师主持开办的这个班本身就是充满探索性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家发现,原来擅长表现熟悉的农村题材和生活场景迅速地消亡了,尤其苏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社会变迁更为巨大。这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怎样创作些新的题材和作品?

  我自己的转变起因很有意思。一次我偶然看到照相馆里废弃的一些照片,是当时农村的婚纱照,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城镇大家开始对美的追求,但审美的眼光还不高,可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很真实,画面充满幽默感,我很想把它画出来,可是用传统的“浙派人物画”很难表达婚纱和西装,正像有人开玩笑说传统画法人物只能穿长袍。现实环境的改变促使笔墨改革调整。于是,我第一个作品《大中华胜景》诞生了!取名来自民国时期的木板年画,历史差给人很好玩的感觉。之后,我又创作了《江南风光好》,取自《书剑恩仇录》,画的是清明前后到杭州西湖边寺院烧香的老人,蓝衣黄包,很亮丽的景观,因为这时城市中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老人旅行团。

  这几张全新尝试的作品还拿到北京展览,反响很大。评论家说是“开启视觉的新通道”,对我来说,则是找到了一个切入口,为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尽管当时个人的艺术语言还难免粗糙,但我从此沿着自己的这种切入口不断拓展深入,形式上更加合理完善。

  记者:有人说:自古及今,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怎样有效地扩展精神内涵,另一个是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笔墨与造型的矛盾。您认同吗?

  叶文夫:笔墨与造型的问题总是容易让画家处于两难的尴尬状态。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只能是相对的准确,符合笔墨应循规律下的准确,而不是单纯的写实,跟油画具象的写实和照片那样去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首先毛笔是中国特有的,它柔软的特性使得线条起伏充满韵味,具有节奏美和韵律美。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是以“线”为主的笔墨,具有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独立的审美作用。其次,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等。当然,前提是把人最主要的特点、精神内涵表达塑造出来,而不是面面俱到,该舍就舍,该强调就强调,主要的人物可以画很大,次要的可以画很小。尤其写意画法又被称为减笔画法,南宋的画家梁楷发展减笔人物画,更是成为写意人物画的代表性画家,他的作品《泼墨仙人图》、《李太白行吟图》等皆运用豪放而简洁的笔墨,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神韵。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

  想想古人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在技法和精神内涵的表现上如此出色,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也应该有表现这个时代精神内涵的好作品。

  记者:我们知道近现代中国人物画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您本人对西方的文化艺术也是非常爱好和熟悉的,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叶文夫:“五四”以后,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了。尤其中国人物画,在“传神写照”的传统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素描解剖透视等,其表现的深入和技法的丰富,以及内容的广泛使得它发展很快,远远超过山水花鸟画。

  从我本人来说,受表现主义的影响更大些。我觉得西方的表现主义与中国的写意人物画有着相似之处,都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的情感。不同的是,受文化背景不同,西方的表现主义表达情感时个性张扬,而中国水墨相对含蓄。有时张扬同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很强的情感力度。我认为好的写意也应表现很强的精神内涵的东西,承载着画家内心的一种激情。如八大、青藤那样的作品。

  同时,作为表现手法,我部分地突破写实人物画的造型之“框架”,采用变形夸张的形象、荒诞的画面来呈现艺术效果,这些也是借鉴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我喜欢比较思考,德库宁整体画面激荡着一种奔腾的“激情”,跟我们中国的黄宾虹晚期作品中的“元气淋漓”特别相似。通过对中西方两者的互为参照、论知,他们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如果说自己过去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生硬,那么现在我努力让它更加民族化、传统化,表现得更加东方。

  记者: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判断一个艺术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您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探索的背后也有很多您的思考,给我们阐述一下到底是什么呢?

  叶文夫:我的老师、著名的人物画家刘国辉曾经评价说,我是形式与内容结合得比较好的,画的是言之有物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对于艺术风格的追求,我觉得也许跟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不喜欢重复,即使小品画也很少重复的,大的作品我总是在尝试各种艺术表现的可能性。比如,对笔墨形态的重新认定,笔墨组合的重新编排,笔墨内涵的重新调整……

  特别是体现视觉的张力,追求笔墨的酣畅等,比如像潘天寿画中的猫、八大笔下的鱼和鸟,但是我也知道人比动物更复杂,也更难表现,但这是我向往的。我心中的理想境界是让自己的水墨人物画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同时充满力量感,为此还需要做减法,达到简化,把某个方面强化突出。

  我一直很关注民间艺术,发现过去民间一些没有名气的工匠,虽然师徒相传,有一定的程式感,但是保留着很多优秀的传统,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我收集了几个鲤鱼盆,其中一个青花盆中画的鱼儿的脸,简单几笔,却勾勒出一张活生生的楚霸王的脸,很是传神。比如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古代石狮子,雕刻的线条简单,表情不可捉摸,很有意思。

  最近,我练书法反而比过去多了,主要是碑帖,我希望从书法本源寻找到笔墨本质的一些东西。

  记者:您的佛道禅理小品画,很有古拙的味道。有人评价说是神性与知性的融合。您不少画作的落款是“半僧”。我觉得优秀的人物画家是能够把表面上的东西升华成一种具有精神象征的语言形态,您本人的理解呢?

  叶文夫:小品画是我在创作大画之余间歇的补充、休息,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一种心境,很纯净的状态。古拙也应该是一种精神状态。画家的责任不是每天把看到的东西搬到画面上,去简单地陈述一种现象,而是应该通过某个主体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艺术的本质。

  有时,灵感的产生来自丰富的想象,甚至一种错觉。好的作品就应该给人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而这也未必是自己一定能够说明白的,因为人的思维和情绪也会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

  正像你追问为什么都不画脸呢?因为动态已经传达出安宁的信息。小品画中,脸只是个符号而已。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诗意的模糊,比单纯叙事要强得多。含而不露是很高明的艺术手法,暗示也是简约手法的一种,它会唤起视觉与记忆的联想,在水墨画中,笔断意连、计白当黑,都是一种暗示。

  人物名片:

  叶文夫,1951年生于上海,慈溪市人。1990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高研班,受业于刘国辉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宁波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画院特聘教师,省文史馆馆员。作品入选全国第六、七、八、九、十届美展,获浙江省群星美展金奖、浙江省第十一届美展银奖、中国画艺委会首届学术邀请展“国画家”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铜奖等。

  8月31日—9月10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慈溪市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坚守·回望——叶文夫中国画展”在宁波美术馆展出。之后,画展还将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本报记者 陈晓旻

  记者:叶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画展的情况吧。

  叶文夫:这次展出的60几件作品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的一系列探索性的作品。有三个部分:一些是当代的题材,主要是自己想画的形式和绘画的切入点吻合的尝试,其中有我曾经画过的“筑路工”系列、“苞谷”系列。大多数是以我去四川大凉山所认识的彝族人生活场景、风土人情、人文特征,与我自己心中的情感相结合,创作上采用纯粹的水墨语言,强化色彩的表现力。还有一部分是小品画,大多是生活中的一些感触、感悟,或者是某一时段的刹那心境,强调诗的意境,也是纯粹意义的传统水墨与当代意识的结合。

  记者:您的创作以人物画为主,为什么当时定位于人物画?

  叶文夫:其实,我不仅画人物,也画花卉、山水等。作为画家来说,只是借用某些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对大自然的认识,而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是有灵性的,都可以被赋予人的情感。王尔德说:正是艺术,让田野上所有的花朵充满尊贵。其中我的一幅叫《峙山朝雨》的小品画,就来自于某个雨天早晨,在去单位经常路过的一条路上,我忽然看到一片远山,像是米芾的《潇湘烟雨图》,我忍不住伫立凝望,享受与自然与古人的对话。虽然我后来创作的小品画表现方式与古人不尽相同,但是千古以来,一些意境是相通的。尽管有人说,相比较山水画、花鸟画的抒情写意,人物画直接地以人物为对象更加能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命的关爱。我认为这并不绝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成长环境中唯一能看到的书大概就是小人书,我记得当时的《少年文艺》上也有一些老浙派的人物画家的作品,我从小就经常临摹他们的画,受此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人物画的创作。

  记者:我知道《晚福图》是您的成名之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画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那是一种怎样的创作条件和状态呢?

  叶文夫:确实如此,画中的人物就是我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农村。那些村庄里的老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曾经在17岁那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回到故乡慈溪鸣鹤公社岙口大队,上山砍柴,下湖筑塘,还当过电影放映员等,对于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尽管在创作的时候我已经招工进了银行,但人很奇怪,往往身处其中的生活环境你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反而格外怀念,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牵挂,觉得那些普通的场景和人物很美。我有时还会去曾经生活过的村庄走走看看。

  创作这幅作品源于我偶然看到的民政局办的一个敬老院里的景象,老人们正兴奋地围着一台电视机聊天,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当时电视可是个新鲜事物。我忽然想到通过这一主题把群像给串起来。因为工作我不可能脱产两个月时间专门搞创作,自然想到了画村庄里那些熟悉的老人们。

  记者:说到人物画,大家很容易想到“浙派人物画”,它是很注重传统笔墨的。您如何评价“浙派人物画”和“新浙派人物画”?

  叶文夫:为什么称之为“浙派人物画”?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些艺术批评家梳理归纳出来的,在艺术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一个人物画家群体。总的说来:重视传统、讲求笔墨、倡扬格调等。他们在精神的拓展、观念的更新、空间结构的重塑、笔墨的突破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贡献。

  然而,现在整个美术界更加多元,大家也不再局限于某个流派,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个体创作,是什么流派或者新旧与否并不重要。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或者拘泥于什么流派,具体流派的标定应该是留给历史。艺术家不应该为了形成什么流派而创作,也不是自己标榜是什么流派就一定能够被认可。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根究底新旧“浙派人物画”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也许应该留给批评家。

  我始终相信,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画只分为两种,好的和坏的。

  记者:从传统到现代,从写实到写意,运用中国传统笔墨去画现代人物的突破点在哪儿呢?

  叶文夫:我原来采用的就是纯粹的“浙派人物画”的创作语言。开始改变是在1992年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刘国辉老师主持开办的这个班本身就是充满探索性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家发现,原来擅长表现熟悉的农村题材和生活场景迅速地消亡了,尤其苏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社会变迁更为巨大。这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怎样创作些新的题材和作品?

  我自己的转变起因很有意思。一次我偶然看到照相馆里废弃的一些照片,是当时农村的婚纱照,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城镇大家开始对美的追求,但审美的眼光还不高,可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很真实,画面充满幽默感,我很想把它画出来,可是用传统的“浙派人物画”很难表达婚纱和西装,正像有人开玩笑说传统画法人物只能穿长袍。现实环境的改变促使笔墨改革调整。于是,我第一个作品《大中华胜景》诞生了!取名来自民国时期的木板年画,历史差给人很好玩的感觉。之后,我又创作了《江南风光好》,取自《书剑恩仇录》,画的是清明前后到杭州西湖边寺院烧香的老人,蓝衣黄包,很亮丽的景观,因为这时城市中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老人旅行团。

  这几张全新尝试的作品还拿到北京展览,反响很大。评论家说是“开启视觉的新通道”,对我来说,则是找到了一个切入口,为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尽管当时个人的艺术语言还难免粗糙,但我从此沿着自己的这种切入口不断拓展深入,形式上更加合理完善。

  记者:有人说:自古及今,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怎样有效地扩展精神内涵,另一个是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笔墨与造型的矛盾。您认同吗?

  叶文夫:笔墨与造型的问题总是容易让画家处于两难的尴尬状态。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只能是相对的准确,符合笔墨应循规律下的准确,而不是单纯的写实,跟油画具象的写实和照片那样去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首先毛笔是中国特有的,它柔软的特性使得线条起伏充满韵味,具有节奏美和韵律美。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是以“线”为主的笔墨,具有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独立的审美作用。其次,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等。当然,前提是把人最主要的特点、精神内涵表达塑造出来,而不是面面俱到,该舍就舍,该强调就强调,主要的人物可以画很大,次要的可以画很小。尤其写意画法又被称为减笔画法,南宋的画家梁楷发展减笔人物画,更是成为写意人物画的代表性画家,他的作品《泼墨仙人图》、《李太白行吟图》等皆运用豪放而简洁的笔墨,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神韵。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

  想想古人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在技法和精神内涵的表现上如此出色,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也应该有表现这个时代精神内涵的好作品。

  记者:我们知道近现代中国人物画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您本人对西方的文化艺术也是非常爱好和熟悉的,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叶文夫:“五四”以后,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了。尤其中国人物画,在“传神写照”的传统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素描解剖透视等,其表现的深入和技法的丰富,以及内容的广泛使得它发展很快,远远超过山水花鸟画。

  从我本人来说,受表现主义的影响更大些。我觉得西方的表现主义与中国的写意人物画有着相似之处,都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的情感。不同的是,受文化背景不同,西方的表现主义表达情感时个性张扬,而中国水墨相对含蓄。有时张扬同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很强的情感力度。我认为好的写意也应表现很强的精神内涵的东西,承载着画家内心的一种激情。如八大、青藤那样的作品。

  同时,作为表现手法,我部分地突破写实人物画的造型之“框架”,采用变形夸张的形象、荒诞的画面来呈现艺术效果,这些也是借鉴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我喜欢比较思考,德库宁整体画面激荡着一种奔腾的“激情”,跟我们中国的黄宾虹晚期作品中的“元气淋漓”特别相似。通过对中西方两者的互为参照、论知,他们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如果说自己过去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生硬,那么现在我努力让它更加民族化、传统化,表现得更加东方。

  记者: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判断一个艺术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您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探索的背后也有很多您的思考,给我们阐述一下到底是什么呢?

  叶文夫:我的老师、著名的人物画家刘国辉曾经评价说,我是形式与内容结合得比较好的,画的是言之有物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对于艺术风格的追求,我觉得也许跟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不喜欢重复,即使小品画也很少重复的,大的作品我总是在尝试各种艺术表现的可能性。比如,对笔墨形态的重新认定,笔墨组合的重新编排,笔墨内涵的重新调整……

  特别是体现视觉的张力,追求笔墨的酣畅等,比如像潘天寿画中的猫、八大笔下的鱼和鸟,但是我也知道人比动物更复杂,也更难表现,但这是我向往的。我心中的理想境界是让自己的水墨人物画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同时充满力量感,为此还需要做减法,达到简化,把某个方面强化突出。

  我一直很关注民间艺术,发现过去民间一些没有名气的工匠,虽然师徒相传,有一定的程式感,但是保留着很多优秀的传统,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我收集了几个鲤鱼盆,其中一个青花盆中画的鱼儿的脸,简单几笔,却勾勒出一张活生生的楚霸王的脸,很是传神。比如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古代石狮子,雕刻的线条简单,表情不可捉摸,很有意思。

  最近,我练书法反而比过去多了,主要是碑帖,我希望从书法本源寻找到笔墨本质的一些东西。

  记者:您的佛道禅理小品画,很有古拙的味道。有人评价说是神性与知性的融合。您不少画作的落款是“半僧”。我觉得优秀的人物画家是能够把表面上的东西升华成一种具有精神象征的语言形态,您本人的理解呢?

  叶文夫:小品画是我在创作大画之余间歇的补充、休息,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一种心境,很纯净的状态。古拙也应该是一种精神状态。画家的责任不是每天把看到的东西搬到画面上,去简单地陈述一种现象,而是应该通过某个主体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艺术的本质。

  有时,灵感的产生来自丰富的想象,甚至一种错觉。好的作品就应该给人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而这也未必是自己一定能够说明白的,因为人的思维和情绪也会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

  正像你追问为什么都不画脸呢?因为动态已经传达出安宁的信息。小品画中,脸只是个符号而已。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诗意的模糊,比单纯叙事要强得多。含而不露是很高明的艺术手法,暗示也是简约手法的一种,它会唤起视觉与记忆的联想,在水墨画中,笔断意连、计白当黑,都是一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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