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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秋雨遇夏澜
2011年03月22日    作者:余仁杰  阅读:

  “秋雨”怎会遭遇“夏澜”?岂非季节颠倒!这里说的是余秋雨先生今夏再次遭受狂澜的袭击——某些文人的口水比狂澜还凶猛,令人唏嘘。
  前不久在宁波遇到一熟人,她一见我就说:“你姓余,我看你那同宗的余秋雨真是个文化流氓。且不说他对以前‘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赖账,最近又被人揭发出对四川地震捐款也不信守承诺,他还是人吗?你们慈溪还居然在他授意下把其老家的房屋命名为他的‘故居’,列为‘国家文保单位’,真是……”她说这一印象来自媒体。
  我愕然。心想谣言——特别是某些媒体不负责任地传播谣言,真可使一个人身败名裂,置其于死地。不是有这样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余秋雨这样名人的诽谤性谣言,就传播得特别快特别广,而且许多人往往又抱着“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使谣言更具杀伤力。我那位熟人的话便是明证。我当时这样回答她:凡事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你不想一想,余秋雨1980年代曾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是海内外知名的作家、文化学者、艺术专家,“全国十大艺术英才”之一等,对四川地震赈灾这样的大事,他难道比普通百姓都不如地会“诈捐”?我要她继续关注后续报道。
造谣千遍终究不是真理
  “文革”期间有句流行语:“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因此不知伤害了多少人,甚至不知夺去多少人的生命!尽管“文革”早已成为历史,但在这些年来对余秋雨的人身攻讦中,总让人明显感到“文革遗风”尚存,着实令人遗憾。
  对余秋雨的重复谣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所谓“文革”历史问题;二是道德方面的所谓“诈捐门”等问题。真相空间如何?
  古远清先生从6月24日到8月1日,连续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上发表攻讦余秋雨的文章,其中8月1日的题为《余秋雨有资格谈“君子人格”吗?》更是综合性的,颇具代表性。那么就以古文中的几个重点问题来还原事实真相。
  因为笔者是慈溪人,就先来说一个涉及我市的问题。古远清在文中称:“他(余秋雨)把自己出生的房屋假手他人命名为‘故居’”;还有人多次在文中说余秋雨“故居”由当地政府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真叫百万慈溪人笑掉大牙。(按:余秋雨出生地桥头镇1979年由余姚划入慈溪,因此他的籍贯以前为余姚,今为慈溪。)余秋雨未“故”,怎会把他出生的旧居“命名”为“故居”?造谣者太低估慈溪官民的水平了吧!实际的情况是:余出生的祖传房屋在慈溪称为“秋雨老屋”,包括一间两层木结构楼房、一小间平屋灶间、小半间堂楼(余小学毕业前的居室兼书房)。余秋雨成名成家后,常有人来此造访。当地政府除了出于家乡人民的深厚谆朴感情,更是依据《宪法》的  “国家对于从事……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等规定,对“秋雨老屋”进行必要的照管和保护,具体工作由镇文化站负责。笔者的美国文友喻丽清(海外华文女作协第五届会长)、马来西亚文友李忆莙(马华作协副会长)等来访,我就通过镇文化站陪同她(他)们去参访的。这怎能加罪于余秋雨?
  就在笔者撰此文时,见众多媒体报道:由余秋雨捐助地震灾区的都江堰市三所学校图书馆(原先捐建希望小学计划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此改变)已全部落成,并于8月29日在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举行开馆仪式。其他两所学样是蒲阳小学、李冰中学。每所学校各置藏新书一万册。三万册图书及手提电脑、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音响等现代化设备,全部由余秋雨出资捐赠,总花费超过50万元。“诈捐门”狂澜至此总可结束了吧?
  诽谤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云云始于十年以前,至今还在纠缠。输了官司的古远清当时不反诉、不上诉,而今却公开刊文又咬定余是“石一歌”“正式成员”,写过什么(但又始终拿不出文字实据)。一个人有无政治历史问题,应以组织结论为准。余秋雨在被提拔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前,经过严格政审,“三种人”问题更是审查重点,没有问题才任用他。所谓“石一歌”是指“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御用写作组;当年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宣传、社科、文教等职能部门的行政领导系统被称作“写作系统”,在其间工作的有数百人。1973年余秋雨在毕业分配时被学校推荐去联合编高校教材,而这教材编写组也被称为“写作系统”。1975年余因病去奉化休养而离开。“四人帮”粉碎后对这个庞大松散的“写作系统”进行了彻底清查。原清查组的两位正副组长(都是老革命干部),都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问题,是清白的。这一权威结论以前已经报道过。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有位诗人曾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别有用心故意制造谣言诽谤余秋雨的文人,其采用的手段确是卑鄙的,其人格也是可悲的。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绝不能一概而论。
  翻翻复复“揭批”余秋雨最多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即“文革余孽”、“石一歌”正式成员云云。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几个奇怪现象:一是从“清查”运动到余出任院长,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似无人“揭批”;而自他出版《文化苦旅》后好评如潮,成名成家后,“历史问题”才随之而湧来。二是余的“历史问题”发生在上海,应该由上海知情者来“揭批”,但那些在媒体上公开撰文“揭批”的作者却多是外地的,等等。这不是很不正常吗?如果,第一种情况还可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解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余秋雨本人对此揭了“谜”。
  俗话说“无风勿起浪”。而这“风源”恰恰在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此前受邀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有学生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他回答:在他任院长时,有几位教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评上教授,因而记恨于他;以后就伺机报复,于是巧妙歪曲事实编造了谣言,而自己又不出面,把谣言提供给外地作者来“揭批”……这不是卑鄙是什么?
  余秋雨的所谓“历史问题”,通过《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派出记者联合调查结果的公布,以及自2002年6月至2003年1月余秋雨几次对诽谤人诉讼的全部胜诉,本来真相早已大白,但还是有人纠缠不休,古远清先生是突出的代表。要指出的是,自余秋雨成名成家声誉鹊起后,古先生曾一度讨近乎,撰文对余进行吹捧;因其吹捧文也欠实事求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于是,古就转向加入诽谤行列;被余起诉后他当然是败诉,但却不总结教训而一直耿耿于怀,死“咬”余不放。今夏他在《羊城晚报·花地》连发数文批余,其中有两大要害问题值得指谬:
  其一,古在8月1日的文中称:“在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报告里,多次写着余秋雨是‘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正式成员。”真有这回事吗?请古先生出示确凿的证据(原始报告的此内容影印件)。笔者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用反证法质证:中共上海市委为何还批准余出任院长?
  其二,古在6月24日、8月1日的两文中,都提到原“石一歌”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其“回忆录”中,称“署名‘石一歌’的《鲁迅在广州》系由余秋雨执笔,并多次提及余秋雨是‘石一歌’正式成员”,“还奉命帮姚文元……”云云。古不仅借此进一步证实余的“历史问题”,而且还要余向“回忆录”作者“支付全年薪金‘奖励’”。必须要指出的是,香港的出版制度与内地不同,除了色情诲淫的外,其他内容均无限制,由读者自行鉴别正确与否,文责完全由作者自负。因此内地的一些所谓“不同政见”文字,胡编乱造的“纪实”、“伪忆录”一类著作,凡是内地无法出版的,作者就自掏腰包向香港出版机构购买书号印行,宣称“香港出版”。那本香港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关余秋雨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可对照作者当年在“清查”中写的交代材料中是否有同样内容?(那些交代材料都已存档可查。)否则不足为凭证。至于“奖励”,则必须拿出余秋雨用“石一歌”署名的原稿笔迹实据,因那时还没有电脑写作,“石一歌”文稿都是手书,且都被保存在案。没有实据只能说明是诽谤!
  今夏的批余狂澜重在“诈捐门”,企图从道德上否定余秋雨。制造此“门”的萧夏林,2003年1月因诽谤被余告上法庭,败诉后不甘心,这回他采用“大胆假设,牵强求证”法制造谣言。去年5月14日余秋雨在地震灾区都江堰市察灾踏访时,表示要捐助20万元版税给当地建一所希望小学;后因灾区学校重建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就把这笔钱改为给三所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捐建图书馆,具体交由九久读书人公司办理。萧夏林以一年过去了未见“敲锣打鼓”动静为借口,就断定余“一分未捐”;于是向四川省红十字会等单位求证有无余的捐款记录并开出单据?在得到他所需要的回答后,他便在博客中抛出《余秋雨20万元假捐款“真相调查”》,“诈捐门”狂澜就这样掀起,欺骗全国舆论。其手段的卑劣,一是明知捐款救灾方式有多种,捐建具体项目的怎会有省红十字会“收据”?二是他的“调查”故意绕开受捐的都江堰市,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所谓“故居”“全国文保单位”的谣言更荒唐,制造者采用了“虞冠余戴”法。慈溪市把虞洽卿故居申报为“全国文保单位”,因“虞”“余”同音(yú),他们就说慈溪市把姓“yú”的旧居怎么怎么,是“余秋雨假手他人搞的”。这种荒唐不仅是对余秋雨,更是对百万慈溪人民的污辱!
对余秋雨的攻讦几时休
  今夏对余秋雨的这场所谓“欺世盗名”、“诈捐”的“审判”闹剧中,某些人的表演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起初余没有回应,他们就说余“默认”,进而紧追:“算账不必秋后,莫待秋雨时分。”有关方面公布了真相,余秋雨在回应中也说了不客气的话,他们又说君子是“打不还手”的,余当然是“非君子”。接着又揭发余“文革”时期参加过大批判组(不是指“石一歌”)云云;不说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就算是事实,作为当时上戏的学生,也绝不能算是“历史问题”。凡“文革”中过来的人,在当年类似宗教的“三忠于”活动中,人人都跟着喊过“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么是否可以说大家都有“历史问题”?
  余秋雨受到造谣攻击后也有所反击,出言或许有过火处,但他却没有对攻击者编造过什么“历史问题”、“诈捐”一类重大道德问题的谣言,不失君子之风。而某些人却丢弃“批评应该建立在确凿无疑的事实基础上”的原则,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蹈的君子,争相拥到审判台上,忙着向余秋雨吐口水声讨。
  针对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之说,当年林淡秋先生提出新中国应该“文人相亲”,得到文化界广泛响应。然而这十年来在对待余秋雨的问题上,某些人不仅不是“相亲”,也不仅是“相轻”,而是“相残”——巴不得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真是个悲哀!这回“诈捐门”也许是好事,它使世人看清真相、明辨是非。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文化界的历史责任。文化界自身的和谐靠文化人自身努力,也靠法律来确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健康有序进行。某些人与余秋雨之间的多年纠葛,双方是否都静下心来,理性处置,相互尊重,维护大局。相信秋雨先生也能做到这一点。巴金先生生前曾言:“大家还是在创作上比高低吧!”诚哉斯言。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学术与创作上,中华文化将更璀璨。

  “秋雨”怎会遭遇“夏澜”?岂非季节颠倒!这里说的是余秋雨先生今夏再次遭受狂澜的袭击——某些文人的口水比狂澜还凶猛,令人唏嘘。
  前不久在宁波遇到一熟人,她一见我就说:“你姓余,我看你那同宗的余秋雨真是个文化流氓。且不说他对以前‘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赖账,最近又被人揭发出对四川地震捐款也不信守承诺,他还是人吗?你们慈溪还居然在他授意下把其老家的房屋命名为他的‘故居’,列为‘国家文保单位’,真是……”她说这一印象来自媒体。
  我愕然。心想谣言——特别是某些媒体不负责任地传播谣言,真可使一个人身败名裂,置其于死地。不是有这样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余秋雨这样名人的诽谤性谣言,就传播得特别快特别广,而且许多人往往又抱着“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使谣言更具杀伤力。我那位熟人的话便是明证。我当时这样回答她:凡事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你不想一想,余秋雨1980年代曾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是海内外知名的作家、文化学者、艺术专家,“全国十大艺术英才”之一等,对四川地震赈灾这样的大事,他难道比普通百姓都不如地会“诈捐”?我要她继续关注后续报道。
造谣千遍终究不是真理
  “文革”期间有句流行语:“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因此不知伤害了多少人,甚至不知夺去多少人的生命!尽管“文革”早已成为历史,但在这些年来对余秋雨的人身攻讦中,总让人明显感到“文革遗风”尚存,着实令人遗憾。
  对余秋雨的重复谣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所谓“文革”历史问题;二是道德方面的所谓“诈捐门”等问题。真相空间如何?
  古远清先生从6月24日到8月1日,连续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上发表攻讦余秋雨的文章,其中8月1日的题为《余秋雨有资格谈“君子人格”吗?》更是综合性的,颇具代表性。那么就以古文中的几个重点问题来还原事实真相。
  因为笔者是慈溪人,就先来说一个涉及我市的问题。古远清在文中称:“他(余秋雨)把自己出生的房屋假手他人命名为‘故居’”;还有人多次在文中说余秋雨“故居”由当地政府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真叫百万慈溪人笑掉大牙。(按:余秋雨出生地桥头镇1979年由余姚划入慈溪,因此他的籍贯以前为余姚,今为慈溪。)余秋雨未“故”,怎会把他出生的旧居“命名”为“故居”?造谣者太低估慈溪官民的水平了吧!实际的情况是:余出生的祖传房屋在慈溪称为“秋雨老屋”,包括一间两层木结构楼房、一小间平屋灶间、小半间堂楼(余小学毕业前的居室兼书房)。余秋雨成名成家后,常有人来此造访。当地政府除了出于家乡人民的深厚谆朴感情,更是依据《宪法》的  “国家对于从事……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等规定,对“秋雨老屋”进行必要的照管和保护,具体工作由镇文化站负责。笔者的美国文友喻丽清(海外华文女作协第五届会长)、马来西亚文友李忆莙(马华作协副会长)等来访,我就通过镇文化站陪同她(他)们去参访的。这怎能加罪于余秋雨?
  就在笔者撰此文时,见众多媒体报道:由余秋雨捐助地震灾区的都江堰市三所学校图书馆(原先捐建希望小学计划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此改变)已全部落成,并于8月29日在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举行开馆仪式。其他两所学样是蒲阳小学、李冰中学。每所学校各置藏新书一万册。三万册图书及手提电脑、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音响等现代化设备,全部由余秋雨出资捐赠,总花费超过50万元。“诈捐门”狂澜至此总可结束了吧?
  诽谤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云云始于十年以前,至今还在纠缠。输了官司的古远清当时不反诉、不上诉,而今却公开刊文又咬定余是“石一歌”“正式成员”,写过什么(但又始终拿不出文字实据)。一个人有无政治历史问题,应以组织结论为准。余秋雨在被提拔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前,经过严格政审,“三种人”问题更是审查重点,没有问题才任用他。所谓“石一歌”是指“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御用写作组;当年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宣传、社科、文教等职能部门的行政领导系统被称作“写作系统”,在其间工作的有数百人。1973年余秋雨在毕业分配时被学校推荐去联合编高校教材,而这教材编写组也被称为“写作系统”。1975年余因病去奉化休养而离开。“四人帮”粉碎后对这个庞大松散的“写作系统”进行了彻底清查。原清查组的两位正副组长(都是老革命干部),都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问题,是清白的。这一权威结论以前已经报道过。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有位诗人曾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别有用心故意制造谣言诽谤余秋雨的文人,其采用的手段确是卑鄙的,其人格也是可悲的。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绝不能一概而论。
  翻翻复复“揭批”余秋雨最多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即“文革余孽”、“石一歌”正式成员云云。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几个奇怪现象:一是从“清查”运动到余出任院长,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似无人“揭批”;而自他出版《文化苦旅》后好评如潮,成名成家后,“历史问题”才随之而湧来。二是余的“历史问题”发生在上海,应该由上海知情者来“揭批”,但那些在媒体上公开撰文“揭批”的作者却多是外地的,等等。这不是很不正常吗?如果,第一种情况还可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解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余秋雨本人对此揭了“谜”。
  俗话说“无风勿起浪”。而这“风源”恰恰在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此前受邀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有学生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他回答:在他任院长时,有几位教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评上教授,因而记恨于他;以后就伺机报复,于是巧妙歪曲事实编造了谣言,而自己又不出面,把谣言提供给外地作者来“揭批”……这不是卑鄙是什么?
  余秋雨的所谓“历史问题”,通过《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派出记者联合调查结果的公布,以及自2002年6月至2003年1月余秋雨几次对诽谤人诉讼的全部胜诉,本来真相早已大白,但还是有人纠缠不休,古远清先生是突出的代表。要指出的是,自余秋雨成名成家声誉鹊起后,古先生曾一度讨近乎,撰文对余进行吹捧;因其吹捧文也欠实事求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于是,古就转向加入诽谤行列;被余起诉后他当然是败诉,但却不总结教训而一直耿耿于怀,死“咬”余不放。今夏他在《羊城晚报·花地》连发数文批余,其中有两大要害问题值得指谬:
  其一,古在8月1日的文中称:“在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报告里,多次写着余秋雨是‘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正式成员。”真有这回事吗?请古先生出示确凿的证据(原始报告的此内容影印件)。笔者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用反证法质证:中共上海市委为何还批准余出任院长?
  其二,古在6月24日、8月1日的两文中,都提到原“石一歌”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其“回忆录”中,称“署名‘石一歌’的《鲁迅在广州》系由余秋雨执笔,并多次提及余秋雨是‘石一歌’正式成员”,“还奉命帮姚文元……”云云。古不仅借此进一步证实余的“历史问题”,而且还要余向“回忆录”作者“支付全年薪金‘奖励’”。必须要指出的是,香港的出版制度与内地不同,除了色情诲淫的外,其他内容均无限制,由读者自行鉴别正确与否,文责完全由作者自负。因此内地的一些所谓“不同政见”文字,胡编乱造的“纪实”、“伪忆录”一类著作,凡是内地无法出版的,作者就自掏腰包向香港出版机构购买书号印行,宣称“香港出版”。那本香港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关余秋雨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可对照作者当年在“清查”中写的交代材料中是否有同样内容?(那些交代材料都已存档可查。)否则不足为凭证。至于“奖励”,则必须拿出余秋雨用“石一歌”署名的原稿笔迹实据,因那时还没有电脑写作,“石一歌”文稿都是手书,且都被保存在案。没有实据只能说明是诽谤!
  今夏的批余狂澜重在“诈捐门”,企图从道德上否定余秋雨。制造此“门”的萧夏林,2003年1月因诽谤被余告上法庭,败诉后不甘心,这回他采用“大胆假设,牵强求证”法制造谣言。去年5月14日余秋雨在地震灾区都江堰市察灾踏访时,表示要捐助20万元版税给当地建一所希望小学;后因灾区学校重建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就把这笔钱改为给三所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捐建图书馆,具体交由九久读书人公司办理。萧夏林以一年过去了未见“敲锣打鼓”动静为借口,就断定余“一分未捐”;于是向四川省红十字会等单位求证有无余的捐款记录并开出单据?在得到他所需要的回答后,他便在博客中抛出《余秋雨20万元假捐款“真相调查”》,“诈捐门”狂澜就这样掀起,欺骗全国舆论。其手段的卑劣,一是明知捐款救灾方式有多种,捐建具体项目的怎会有省红十字会“收据”?二是他的“调查”故意绕开受捐的都江堰市,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所谓“故居”“全国文保单位”的谣言更荒唐,制造者采用了“虞冠余戴”法。慈溪市把虞洽卿故居申报为“全国文保单位”,因“虞”“余”同音(yú),他们就说慈溪市把姓“yú”的旧居怎么怎么,是“余秋雨假手他人搞的”。这种荒唐不仅是对余秋雨,更是对百万慈溪人民的污辱!
对余秋雨的攻讦几时休
  今夏对余秋雨的这场所谓“欺世盗名”、“诈捐”的“审判”闹剧中,某些人的表演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起初余没有回应,他们就说余“默认”,进而紧追:“算账不必秋后,莫待秋雨时分。”有关方面公布了真相,余秋雨在回应中也说了不客气的话,他们又说君子是“打不还手”的,余当然是“非君子”。接着又揭发余“文革”时期参加过大批判组(不是指“石一歌”)云云;不说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就算是事实,作为当时上戏的学生,也绝不能算是“历史问题”。凡“文革”中过来的人,在当年类似宗教的“三忠于”活动中,人人都跟着喊过“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么是否可以说大家都有“历史问题”?
  余秋雨受到造谣攻击后也有所反击,出言或许有过火处,但他却没有对攻击者编造过什么“历史问题”、“诈捐”一类重大道德问题的谣言,不失君子之风。而某些人却丢弃“批评应该建立在确凿无疑的事实基础上”的原则,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蹈的君子,争相拥到审判台上,忙着向余秋雨吐口水声讨。
  针对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之说,当年林淡秋先生提出新中国应该“文人相亲”,得到文化界广泛响应。然而这十年来在对待余秋雨的问题上,某些人不仅不是“相亲”,也不仅是“相轻”,而是“相残”——巴不得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真是个悲哀!这回“诈捐门”也许是好事,它使世人看清真相、明辨是非。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文化界的历史责任。文化界自身的和谐靠文化人自身努力,也靠法律来确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健康有序进行。某些人与余秋雨之间的多年纠葛,双方是否都静下心来,理性处置,相互尊重,维护大局。相信秋雨先生也能做到这一点。巴金先生生前曾言:“大家还是在创作上比高低吧!”诚哉斯言。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学术与创作上,中华文化将更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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