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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淡拾趣事 近乡情更切——读方向明《故乡书》
2017年12月27日    作者:南志刚  阅读:

散淡拾趣事   近乡情更切

——读方向明《故乡书》

南志刚

“故乡”是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他乡游子书写自己的“故乡”:离乡之悲、他乡之苦、思乡之情、归乡之念,形形色色的“乡愁”覆盖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故乡”不仅是游子情感世界的始发港,也成为精神生活的寄宿地和回归母港,异乡生活的种种见闻,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故乡生活进行比较;“投异乡、走异路”的羁旅之苦,总想对着故乡诉说;如果取得了成功,有了点出息,第一个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向故乡的人、山水“显摆”;如果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总会时常想到“不如归去”。经过岁月的洗练、积累,“故乡”书写已经蔚为大观,名篇佳製层出不穷。尽管如此,关于“故乡”的书写依然“顽固”,只要人类还存在、还发展,“故乡”就不会消失,“故乡”的书写就会延续下去,绵延不绝。

方向明的《故乡书》是浩如烟海的“故乡”书写之一种,也许仅仅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一颗细微的粒子,不会激起犹如瀚漫博大海洋一般故乡书写的一丝涟漪。然而,《故乡书》的散淡文笔和近乡书写,仍然引起我的注意。方向明站在一个现代县城立足者的视角,以时间跨度充实“近距离”的离乡、回乡、思乡之情,将真切的故乡情结铺开、淡化,用散淡的笔法,捡拾起“故乡”的乡村趣事,似近还远,寓真于淡。

书写故乡的文字,多为感情浓郁、文字饱满,深深的怀旧情绪笼罩全篇,常常给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故乡书》没有刻意渲染思乡情怀,而是淡静地拾取若干小“故事”,这里有童年趣事、少年体验、青春记忆,也有成年经历,娓娓道来,有趣有情。看似散漫的文字经过感情、记忆的“串烧”,让一个一个具体的小故事来说话,构成依事抒情、浑然一体的文章。《村里人的绰号》讲述了“老顽固”“草鞋袜”“祥憨大”“四大炮”“快刀阿三”“夜开美”“黄鳝阿康”等绰号的来历和含义,充满乡村话语的机制幽默。《过年》讲述小孩子打扫卫生的艰苦活——界厨,由于界厨的四扇门是镂空的雕饰,“食指指头必须一一光顾到”,考验小孩子的耐心。打扫过界厨,“少年对于过年的热情逐渐被井边的冷风吹去了大半”,过年的欣喜和擦洗界厨的苦恼交织在一起,真切的少年体验跃然纸上。《请车神》是一件新鲜事,为私家车请神祈福,中国传统的吉祥祈福文化与现代交通工具的怪异组合,初看让人啼笑皆非,却用一个独特的视角传达出母亲对儿子的关爱,令人忍俊不禁。《大冯回乡随记》叙述了冯骥才先生回乡几天的过程,像是一篇按照时间流程记录报告,实际上埋着一条线索:冯先生因病缺席文学沙龙。一般记述名人还乡,都是记录名人参与的活动,而本文的一直埋伏的线索是冯先生没有参与的活动,通过这种“缺席”反而更加彰显冯骥才对故乡的热情和待人之诚恳。《故乡书》直接抒发情感的文字并不多,更多地是通过“说事”来表达情感;在“说事”的时候,没有采用“紧锣密鼓”的手法,而是平平淡淡、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抒情议论也是点到即止,不夸饰、不做作。所以,《故乡书》用笔散、情感淡,而在这散淡的后面,“趣事”就有了“说话”的力量。

按照我对思乡类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思乡、怀乡、还乡的书写,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适当的距离,以及由此距离而带来的心理体验。这个距离可以是时间跨度,也可以是空间跨度,只有时空层面拉开一定的距离,怀乡者才能够充分体验“异样”的生活,从而产生不适感,并由不适感逐渐凝结为“思乡症”,进而产生“还乡”情感。这种距离一定要适当,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距离太远,关于故乡的记忆可能被打磨变形、稀释消散,沉溺于(主动或被动)逐渐适应的“他乡”生活,甚至“错异乡当故乡”;如果距离太近,差异感不够明显,“异乡”的体验不够深刻,难于激活思乡情结。而《故乡书》传达的是一种“近距离”思乡和怀旧情绪,给我提供了一种饶有意味的阅读体验。

《故乡书》中除了《大冯回乡随记》之外,都是绽露作者自己的思乡怀想之情,是一个居住在县城的书写者对本县域之内“乡村”的情结,不仅空间距离并不远,而且时间距离也不算远,甚至有近年来发生的事情(《请车神》)。《鸣鹤札记》一组文章,叙述的是“我”对鸣鹤的记忆(包括事实记忆和情感记忆),就空间上来说,“我”居住的县城距离鸣鹤可以说近在咫尺,小学时候学校组织步行革命烈士陵园,也就是十多里地,如果驾车而行,套用一句流行语:“分分钟搞定”,而就是这样的空间距离,却让作者写出了如许文字。就时间距离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鸣鹤的集市还很热闹”,1999年开始“我”还在鸣鹤工作过两年,鸣鹤因为远离329国道,迅速被边缘化了。正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江南农村遽然“现代化”,各种手工业、加工业向交通更为便捷的交通主干道集结,江南社会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巨变”,而作为远离交通主干道的鸣鹤古镇,失去了昔日的地理优势,逐渐衰落,与“我”居住的县城形成了“差异”。《老家琐记》中的“老家”距离也是十多公里,“故事时间”从童年时期一直到现在,其中《走不出母亲的目光》时间跨度最大,从70年代到现时代,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与《鸣鹤札记》基本相同。

读到这些文字,总觉得有些怪异:这么近的距离,何以产生思乡的《故乡书》?毫无疑问,书写者的情感是真切的,文笔也是写实的,答案只能到生活中去寻找,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中寻找。是的,伴随着各种“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举措,中国江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阵地”不断丧失:有些村子被拆迁了,有些村子被改造了,即使还没来得及拆迁、改造的村子,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全面“位移”,居住在县城的“农二代”,强烈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性,进而产生怀乡情绪、还乡欲念。就此而言,《故乡书》的怀旧、思乡,何尝不是作者对农业文明的一种祭奠?犹如一曲有着淡淡忧伤的挽歌?

望着窗外雨夜、甬江上点点灯火,听者细雨敲打树叶、楼顶的声音,突然想起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故乡书》给我们提醒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请保留一些传统农业社会的情感记忆,祈愿不要将乡村文明及其载体“连根拔起”。因为,任何一种旅游式乡村体验,都无法代替一代人真切确定的怀乡情感,即使近距离怀乡,也是弥足珍贵的。

散淡拾趣事   近乡情更切

——读方向明《故乡书》

南志刚

“故乡”是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他乡游子书写自己的“故乡”:离乡之悲、他乡之苦、思乡之情、归乡之念,形形色色的“乡愁”覆盖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故乡”不仅是游子情感世界的始发港,也成为精神生活的寄宿地和回归母港,异乡生活的种种见闻,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故乡生活进行比较;“投异乡、走异路”的羁旅之苦,总想对着故乡诉说;如果取得了成功,有了点出息,第一个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向故乡的人、山水“显摆”;如果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总会时常想到“不如归去”。经过岁月的洗练、积累,“故乡”书写已经蔚为大观,名篇佳製层出不穷。尽管如此,关于“故乡”的书写依然“顽固”,只要人类还存在、还发展,“故乡”就不会消失,“故乡”的书写就会延续下去,绵延不绝。

方向明的《故乡书》是浩如烟海的“故乡”书写之一种,也许仅仅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一颗细微的粒子,不会激起犹如瀚漫博大海洋一般故乡书写的一丝涟漪。然而,《故乡书》的散淡文笔和近乡书写,仍然引起我的注意。方向明站在一个现代县城立足者的视角,以时间跨度充实“近距离”的离乡、回乡、思乡之情,将真切的故乡情结铺开、淡化,用散淡的笔法,捡拾起“故乡”的乡村趣事,似近还远,寓真于淡。

书写故乡的文字,多为感情浓郁、文字饱满,深深的怀旧情绪笼罩全篇,常常给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故乡书》没有刻意渲染思乡情怀,而是淡静地拾取若干小“故事”,这里有童年趣事、少年体验、青春记忆,也有成年经历,娓娓道来,有趣有情。看似散漫的文字经过感情、记忆的“串烧”,让一个一个具体的小故事来说话,构成依事抒情、浑然一体的文章。《村里人的绰号》讲述了“老顽固”“草鞋袜”“祥憨大”“四大炮”“快刀阿三”“夜开美”“黄鳝阿康”等绰号的来历和含义,充满乡村话语的机制幽默。《过年》讲述小孩子打扫卫生的艰苦活——界厨,由于界厨的四扇门是镂空的雕饰,“食指指头必须一一光顾到”,考验小孩子的耐心。打扫过界厨,“少年对于过年的热情逐渐被井边的冷风吹去了大半”,过年的欣喜和擦洗界厨的苦恼交织在一起,真切的少年体验跃然纸上。《请车神》是一件新鲜事,为私家车请神祈福,中国传统的吉祥祈福文化与现代交通工具的怪异组合,初看让人啼笑皆非,却用一个独特的视角传达出母亲对儿子的关爱,令人忍俊不禁。《大冯回乡随记》叙述了冯骥才先生回乡几天的过程,像是一篇按照时间流程记录报告,实际上埋着一条线索:冯先生因病缺席文学沙龙。一般记述名人还乡,都是记录名人参与的活动,而本文的一直埋伏的线索是冯先生没有参与的活动,通过这种“缺席”反而更加彰显冯骥才对故乡的热情和待人之诚恳。《故乡书》直接抒发情感的文字并不多,更多地是通过“说事”来表达情感;在“说事”的时候,没有采用“紧锣密鼓”的手法,而是平平淡淡、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抒情议论也是点到即止,不夸饰、不做作。所以,《故乡书》用笔散、情感淡,而在这散淡的后面,“趣事”就有了“说话”的力量。

按照我对思乡类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思乡、怀乡、还乡的书写,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适当的距离,以及由此距离而带来的心理体验。这个距离可以是时间跨度,也可以是空间跨度,只有时空层面拉开一定的距离,怀乡者才能够充分体验“异样”的生活,从而产生不适感,并由不适感逐渐凝结为“思乡症”,进而产生“还乡”情感。这种距离一定要适当,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距离太远,关于故乡的记忆可能被打磨变形、稀释消散,沉溺于(主动或被动)逐渐适应的“他乡”生活,甚至“错异乡当故乡”;如果距离太近,差异感不够明显,“异乡”的体验不够深刻,难于激活思乡情结。而《故乡书》传达的是一种“近距离”思乡和怀旧情绪,给我提供了一种饶有意味的阅读体验。

《故乡书》中除了《大冯回乡随记》之外,都是绽露作者自己的思乡怀想之情,是一个居住在县城的书写者对本县域之内“乡村”的情结,不仅空间距离并不远,而且时间距离也不算远,甚至有近年来发生的事情(《请车神》)。《鸣鹤札记》一组文章,叙述的是“我”对鸣鹤的记忆(包括事实记忆和情感记忆),就空间上来说,“我”居住的县城距离鸣鹤可以说近在咫尺,小学时候学校组织步行革命烈士陵园,也就是十多里地,如果驾车而行,套用一句流行语:“分分钟搞定”,而就是这样的空间距离,却让作者写出了如许文字。就时间距离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鸣鹤的集市还很热闹”,1999年开始“我”还在鸣鹤工作过两年,鸣鹤因为远离329国道,迅速被边缘化了。正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江南农村遽然“现代化”,各种手工业、加工业向交通更为便捷的交通主干道集结,江南社会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巨变”,而作为远离交通主干道的鸣鹤古镇,失去了昔日的地理优势,逐渐衰落,与“我”居住的县城形成了“差异”。《老家琐记》中的“老家”距离也是十多公里,“故事时间”从童年时期一直到现在,其中《走不出母亲的目光》时间跨度最大,从70年代到现时代,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与《鸣鹤札记》基本相同。

读到这些文字,总觉得有些怪异:这么近的距离,何以产生思乡的《故乡书》?毫无疑问,书写者的情感是真切的,文笔也是写实的,答案只能到生活中去寻找,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中寻找。是的,伴随着各种“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举措,中国江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阵地”不断丧失:有些村子被拆迁了,有些村子被改造了,即使还没来得及拆迁、改造的村子,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全面“位移”,居住在县城的“农二代”,强烈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性,进而产生怀乡情绪、还乡欲念。就此而言,《故乡书》的怀旧、思乡,何尝不是作者对农业文明的一种祭奠?犹如一曲有着淡淡忧伤的挽歌?

望着窗外雨夜、甬江上点点灯火,听者细雨敲打树叶、楼顶的声音,突然想起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故乡书》给我们提醒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请保留一些传统农业社会的情感记忆,祈愿不要将乡村文明及其载体“连根拔起”。因为,任何一种旅游式乡村体验,都无法代替一代人真切确定的怀乡情感,即使近距离怀乡,也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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