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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向死而生——试论岑燮钧小说的一个母题
2017年06月01日  作者:方向明  阅读:

   岑燮钧的小说集《戏中人》,文友们都很喜欢读。我特别喜欢其中写“族人”的一些篇章。这里有族人的悲苦,谐趣,智慧,有人性里的幽暗,以及面对艰辛的隐忍。

  六公公这个人物非常立体,饱满。在六婆婆嘴里,六公公是个“呒结煞人”。做人要有收成结果,可六公公呢,上辈手里接过的家产,到他手里,败得精光。六婆婆就和他分开过,不同房,不同床,同一屋檐下,却用同一口锅。不同锅行吗?烧两次饭,那不更败家吗?——分开过,是六婆婆阻挡败家子的最后防线。

  六公公果真是个败家子吗?又不是。生产队解散了,承包了,队里的家当半卖半送分掉。六公公竟要了一只半新不旧的水泥船。这时就看出他的眼光了,看出小智慧了。分散干了,但有些事情独门单户干不了的,必须借助外力,比如运输。收麦运肥可都要用船。这船归了我,到时谁要用,是要付租钿的。六公公有了一个牢靠的收入来源。他手头比较宽裕,搓搓小麻将,偷偷塞点钱给大孙子;嘴上寡淡了,买斤肥肉,嘴又油光光了。

  六公公其实不是“呒结煞人”。七十三岁那年,他把船卖了,少有人租船了,趁公家筑坝要用船,索性卖掉了。卖了船干什么?用在了最后的事情上。用六公公的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还能活几年?趁有几个闲钱,把坟做了,死了就有去处,也安生了。六婆婆说,我不跟你做一起。六公公怎么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便兴兴头头忙做坟的事。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墓碑上“德配何氏”的“德”字漏了,六公公跟石匠理论,石匠说碑都上山安好了,晚了。他一定要石匠重新上山给刻上。

  小说写到这里,一个有些不良嗜好,精明,有底线,懂生活的老农形象出来了。他被老太婆骂了一辈子“败家子”,临到头,谁说他没有收成结果?有了坟,就有了结果!

  农村人很重视死后的事情。死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在农村,死亡如同是一个公开的节日。借着死亡的名义,村里人聚集,走动,化解仇怨,修复情感。与土地终身相伴的农民,早已学会了如何与死亡一起生存。以前,老人们很早为自己备好棺材,放在柴屋甚至正屋里。有些人,做棺材的时候,像做新衣服一样,还要躺进去试试是否合身。还有很多人,老早为自己选好了坟地,也不讳言这就是自己将来的家。农村人自有一套生活哲学。我老家隔壁有个阿婆,生前就说希望自己的坟墓能够离家近一点,还要与亲家做邻居。她说,这样你们扫墓方便些。她对死亡,似乎从未恐惧过,也不害怕那个将要去的地方,因为她认为,自己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生命就传下来了。所谓死,对她而言,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祖宗牌位上,存在于子孙的血脉中。这或许是一种朴素的、淡然的人生观,它透出一种关于生与死的乡村哲学。这在岑燮钧小说里经常可以感受到。

  岑燮钧小说里写了很多人的死亡。六公公算是寿终正寝的,三爷爷因肝腹水病死的,说话幽幽的五嫂被车撞死的,七阿太在孙子起屋上梁的炮仗声里河埠头寻死的。发酒疯的二爷爷喝了农药,被救过来,第三天还是没了,据说是,他口渴,女儿给他削了个梨,吃了梨头,毒性崩散,就这么死了。

  中国人的文学主题,死亡并不突出。往往是分散的,弱的。不直接将死亡作为观照的对象。在西方,受希腊悲剧和基督神学的双重影响,对死亡的思考和表现,成为一个深远的传统。死亡占据了欧洲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心。对意义的追问,导致了向死亡聚焦。只有认识死亡的面孔,才能感受生命的深度。所谓“向死而生”。因为,此生此世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半,向着有限和封闭的日常视野展开;另一半真理则向死亡敞开,那不是来自表面,是来自深处。我们不但属于表面,而且属于深处。只有身临时间与永恒之间裂开的死亡的深渊,才能参透生命的意义。

  死了,你才看出人心。三爷爷,一个喜欢说荤话,喜欢在年轻媳妇们身上揩油的老头,咽气前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对着三阿婆,僵硬地伸出三个手指头。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阿奇媳妇说,三爷爷曾吹牛说还有三万块钱,说三阿婆跟他苦了一辈子,钱要留给她。“七七”过后,家人在收拾一只废弃的煤炉时,在两个烧化的煤饼之间,发现了三千块钱。三阿婆流着泪说:“你个死货!”恰如谢志强老师所言,煤饼这个细节,有残存的热量。

  生活远比小说复杂。人心也远比我们知晓的复杂。二太太(曾祖母的妯娌)也是到了临终,让一直为母亲分自留地不公而耿耿于怀的大儿子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小说是生活的别史,岑燮钧的小说,是个人史,心灵史。它深入个体的内部,辨析生命的细节,对生命的各种情态都持平等的态度,所以它经常写不正确的道德,甚至写那些变态的、疯狂的、暴烈的人生,写那些人性内部无限的可能性。

  死亡,有时也是岑燮钧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兰婆婆》开篇道:“我们族里最老的兰婆婆终于去世了。她的坟很奇特,左边一个男人,姓王;右边一个男人,姓周。”由此,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横跨几十年的人生故事被勾勒出来。背景,先是革命年代,青年学生周大明倾向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与兰婆婆结婚是父母包办被逼无奈,一直在外奔波,而兰婆婆家里靠着青梅竹马的隔壁邻居王小三照顾;解放后,周大明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也可能是右派)受尽折磨,成分好的王小三赴劳改林场将奄奄一息的周大明背回家来照料,捡回一条命。两个男人与这个女人的命运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跌跌撞撞地过来,兰婆婆晚年做出的决定堪称惊世骇俗。

  岑燮钧的小说,主体是人,以人为中心的。许多篇章里,人物经历的时间跨度很大,几乎就是一生。而由死亡这个终点来回溯,并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叙述,很轻易地将人的一生给勾勒出来,直让人感受“时间的力量”。最可贵的是,这种勾勒虽然粗线条,但节骨眼上却有细节,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肉身状态,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使得大跨度的叙事不失质感和热度。燮钧一直保持着自己对世界的好奇,这在小说里可以看出,貌似冷静克制的叙述后面,能看出小说家的态度:对一种生活的同情,对一次生命过程的展开,并辅以坚实的物质外壳——有合身的材料,有细节的考据,有对生活本身的探究。这让我们对岑燮钧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人的生活世界、生命情状,有着较深入的体察,是小说家,也是生活家。

  一个小说成功与否,一是要看有没有写出生命丰富的变化,二是在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是否为每一次的变化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即是否具有强大的写作说服力。岑燮钧在有限的篇幅里做到了这两点,这尤其难能可贵。

 

   岑燮钧的小说集《戏中人》,文友们都很喜欢读。我特别喜欢其中写“族人”的一些篇章。这里有族人的悲苦,谐趣,智慧,有人性里的幽暗,以及面对艰辛的隐忍。

  六公公这个人物非常立体,饱满。在六婆婆嘴里,六公公是个“呒结煞人”。做人要有收成结果,可六公公呢,上辈手里接过的家产,到他手里,败得精光。六婆婆就和他分开过,不同房,不同床,同一屋檐下,却用同一口锅。不同锅行吗?烧两次饭,那不更败家吗?——分开过,是六婆婆阻挡败家子的最后防线。

  六公公果真是个败家子吗?又不是。生产队解散了,承包了,队里的家当半卖半送分掉。六公公竟要了一只半新不旧的水泥船。这时就看出他的眼光了,看出小智慧了。分散干了,但有些事情独门单户干不了的,必须借助外力,比如运输。收麦运肥可都要用船。这船归了我,到时谁要用,是要付租钿的。六公公有了一个牢靠的收入来源。他手头比较宽裕,搓搓小麻将,偷偷塞点钱给大孙子;嘴上寡淡了,买斤肥肉,嘴又油光光了。

  六公公其实不是“呒结煞人”。七十三岁那年,他把船卖了,少有人租船了,趁公家筑坝要用船,索性卖掉了。卖了船干什么?用在了最后的事情上。用六公公的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还能活几年?趁有几个闲钱,把坟做了,死了就有去处,也安生了。六婆婆说,我不跟你做一起。六公公怎么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便兴兴头头忙做坟的事。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墓碑上“德配何氏”的“德”字漏了,六公公跟石匠理论,石匠说碑都上山安好了,晚了。他一定要石匠重新上山给刻上。

  小说写到这里,一个有些不良嗜好,精明,有底线,懂生活的老农形象出来了。他被老太婆骂了一辈子“败家子”,临到头,谁说他没有收成结果?有了坟,就有了结果!

  农村人很重视死后的事情。死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在农村,死亡如同是一个公开的节日。借着死亡的名义,村里人聚集,走动,化解仇怨,修复情感。与土地终身相伴的农民,早已学会了如何与死亡一起生存。以前,老人们很早为自己备好棺材,放在柴屋甚至正屋里。有些人,做棺材的时候,像做新衣服一样,还要躺进去试试是否合身。还有很多人,老早为自己选好了坟地,也不讳言这就是自己将来的家。农村人自有一套生活哲学。我老家隔壁有个阿婆,生前就说希望自己的坟墓能够离家近一点,还要与亲家做邻居。她说,这样你们扫墓方便些。她对死亡,似乎从未恐惧过,也不害怕那个将要去的地方,因为她认为,自己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生命就传下来了。所谓死,对她而言,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祖宗牌位上,存在于子孙的血脉中。这或许是一种朴素的、淡然的人生观,它透出一种关于生与死的乡村哲学。这在岑燮钧小说里经常可以感受到。

  岑燮钧小说里写了很多人的死亡。六公公算是寿终正寝的,三爷爷因肝腹水病死的,说话幽幽的五嫂被车撞死的,七阿太在孙子起屋上梁的炮仗声里河埠头寻死的。发酒疯的二爷爷喝了农药,被救过来,第三天还是没了,据说是,他口渴,女儿给他削了个梨,吃了梨头,毒性崩散,就这么死了。

  中国人的文学主题,死亡并不突出。往往是分散的,弱的。不直接将死亡作为观照的对象。在西方,受希腊悲剧和基督神学的双重影响,对死亡的思考和表现,成为一个深远的传统。死亡占据了欧洲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心。对意义的追问,导致了向死亡聚焦。只有认识死亡的面孔,才能感受生命的深度。所谓“向死而生”。因为,此生此世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半,向着有限和封闭的日常视野展开;另一半真理则向死亡敞开,那不是来自表面,是来自深处。我们不但属于表面,而且属于深处。只有身临时间与永恒之间裂开的死亡的深渊,才能参透生命的意义。

  死了,你才看出人心。三爷爷,一个喜欢说荤话,喜欢在年轻媳妇们身上揩油的老头,咽气前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对着三阿婆,僵硬地伸出三个手指头。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阿奇媳妇说,三爷爷曾吹牛说还有三万块钱,说三阿婆跟他苦了一辈子,钱要留给她。“七七”过后,家人在收拾一只废弃的煤炉时,在两个烧化的煤饼之间,发现了三千块钱。三阿婆流着泪说:“你个死货!”恰如谢志强老师所言,煤饼这个细节,有残存的热量。

  生活远比小说复杂。人心也远比我们知晓的复杂。二太太(曾祖母的妯娌)也是到了临终,让一直为母亲分自留地不公而耿耿于怀的大儿子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小说是生活的别史,岑燮钧的小说,是个人史,心灵史。它深入个体的内部,辨析生命的细节,对生命的各种情态都持平等的态度,所以它经常写不正确的道德,甚至写那些变态的、疯狂的、暴烈的人生,写那些人性内部无限的可能性。

  死亡,有时也是岑燮钧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兰婆婆》开篇道:“我们族里最老的兰婆婆终于去世了。她的坟很奇特,左边一个男人,姓王;右边一个男人,姓周。”由此,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横跨几十年的人生故事被勾勒出来。背景,先是革命年代,青年学生周大明倾向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与兰婆婆结婚是父母包办被逼无奈,一直在外奔波,而兰婆婆家里靠着青梅竹马的隔壁邻居王小三照顾;解放后,周大明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也可能是右派)受尽折磨,成分好的王小三赴劳改林场将奄奄一息的周大明背回家来照料,捡回一条命。两个男人与这个女人的命运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跌跌撞撞地过来,兰婆婆晚年做出的决定堪称惊世骇俗。

  岑燮钧的小说,主体是人,以人为中心的。许多篇章里,人物经历的时间跨度很大,几乎就是一生。而由死亡这个终点来回溯,并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叙述,很轻易地将人的一生给勾勒出来,直让人感受“时间的力量”。最可贵的是,这种勾勒虽然粗线条,但节骨眼上却有细节,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肉身状态,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使得大跨度的叙事不失质感和热度。燮钧一直保持着自己对世界的好奇,这在小说里可以看出,貌似冷静克制的叙述后面,能看出小说家的态度:对一种生活的同情,对一次生命过程的展开,并辅以坚实的物质外壳——有合身的材料,有细节的考据,有对生活本身的探究。这让我们对岑燮钧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人的生活世界、生命情状,有着较深入的体察,是小说家,也是生活家。

  一个小说成功与否,一是要看有没有写出生命丰富的变化,二是在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是否为每一次的变化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即是否具有强大的写作说服力。岑燮钧在有限的篇幅里做到了这两点,这尤其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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