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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工匠精神与仁厚情怀——读纪实文学《我和我家的创业》
2017年06月19日  作者:木耳  阅读:

   我是在偶然中遇到马信阳先生和他的《我和我家的创业》的。我感觉,这是“地方性写作”的一个很好的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品性。我从几个侧面谈谈读《我和我家的创业》一书的感想。

  “历史的切片”

 

  首先,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家三代跨越百年的创业史。这大概是从这本书的社会和历史价值说的。官方的志书,史书,为我们提供的往往是宏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概貌。其实,民间叙事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与宏观叙事相得益彰,某种程度上,民间叙事更可亲,因为它血肉丰满,充满可感的细节,更能打动人心。

  作家方方在慈溪的一次文学演讲中说过:一个个“个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读《我和我家的创业》,如翻阅一幅历史画卷:1907年爷爷马礼全用木制的“土机器”轧棉花开始创业;1947年父亲创业,先是出售棉布,后来为社办厂搞麻袋和土布产品的销售;一直到“我”,先是为社办厂跑供销,历尽千辛万苦,改革开放年代,与时代一起奋进,专注于纺织行业的设备制造,创造了多个业内的“第一”。马先生在“前言”中写道:写作本书,是想为时代留下一个见证,实录“前辈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更认同马先生另一个说法,即:为后来人提供一块“历史的切片”。切片,可以以小见大,为百年三北,为浙东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样本。

  这本书也是“地方性书写”一个极好的样本。它是带有地方文化特征、个人印记的历史书写。家乡特有的地理特征和独特产业,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或称价值观)。这是杭州湾南岸的三北平原所特有的。正如“晋商精神”“闯关东精神”一样,三北大地孕育了慈孝、移民、围垦、商帮文化。一家三代的创业史,就是三北人民百年生存史、奋斗史的一个鲜活样本。而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写艰难困苦,又超越了困苦。苦难得到了升华,被孕育成善良的珍珠。文学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类与苦难搏斗的过程与痕迹,是人类对于苦难的超越与领悟,以及由此产生的宽广而深厚的爱。这本书不是自我张扬,不是自言自语,不是家族小史的浅表诉说,它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三北人”普遍的命运。

   

“文学是人学”

 

  我更愿意从文学性角度谈这本书。“文学是人学”。好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在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文学就是要描写、刻画、研究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对父母、朋友的情感,对孩子的情感等。这样的一种情感实际上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本书充满了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动人细节,因此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我”小时候为爷爷“陪床”。1963年,爷爷84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夜间要有人陪护。大哥信飞在杭州读书,信厚、信棣都比“我”年纪小,胆子也小,爸爸认为“我”胆子最大,让“我”陪。这里的描写是细致动人的:“给爷爷陪床,我的任务就是在夜间爷爷咳嗽时候起来,把煤油灯点燃。等他咳嗽小了,再把灯关得小一点……”“我”夜间陪护爷爷,大致有两年多时间。反观现在,我们做晚辈的,还有这样孝顺这样体贴的举动吗?难怪那天座谈时,谈到这个细节,马信阳先生依然十分动容。

  还有一节我也不会忘,小标题是:“我没有兑现童年时对二婶的承诺”。文中写到,二叔因日本人投弹(可能是毒气弹)而蹊跷死亡,二婶从此寡居。而每每想起这位苦命的二婶,“我”总是莫名的伤感。在“我”创业初期,因忙于企业事务,“我”耽误了去看望病中的二婶,直到传来二婶离开人世的噩耗,“我”竟没有机会为二婶尽一份心意。作者在书中特别交待了自己小时候受二婶呵护,并答应二婶,长大后一定不会忘记她的。孩提时说出的这一句话,作者成年后一直没有忘却,曾在心里虔诚发愿,一定要给饱受苦难的二婶以关爱。如今,已步入老年的作者为自己未能及时行孝而痛心:“说什么都晚了,在我有能力孝敬她的时候,她老人家悄无声息地走了……”“二妈,我对不起您老人家!”作者的自责是诚挚的,真切的。

  这就是文学。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包括内省,是文学能够包容全人类,文学能够走向宽广的最基本的因素。

  这样的动情之处是贯穿全书的。你可以发现,对于很多人,作者都怀有感恩之情。书中可以读到很多人的名字,包括新疆喀什供销社的陈树勋主任,对于他,作者有感激,也有歉疚。包括对于一些矫枉过正的改革举措伤害到员工,作者也有着真诚的反思。

  可以说,全书饱含真挚的亲情、友情,真挚的爱,宽厚,克制,沉稳——与干事业的锐气,可谓相得益彰。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写作不要有怨气。马先生经历了颇多艰辛困苦,但文中没有一丝戾气,全书洋溢的是谦和,是仁厚和善意,深一层说,是对于“仁义礼智信”深厚家传的承续。

  

“睁大好奇的眼睛”

  

    我要谈谈文笔。马先生的文字如此清新流畅,这是出乎意料的。读此书,是一次愉悦的旅程。尤其从叙述童年趣闻轶事开始,文字愈发流畅,生动,率真,趣味横生。如写儿时在浒山看姚剧的那段:“浒山的这两场姚剧演出,让我记住了一个戏里的角色:刘巧儿。巧儿形象俊美、口齿伶俐、手脚灵活,以至于在我脑海里扎了根。看完戏,我甚至还在莫名其妙地琢磨着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要是我家里也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巧儿’,那该有多好呀!巧的是,过了些年,家里真添了一个小妹,爸妈还没给她取名,我信口对爸妈说:就叫‘马巧儿’好了。爸妈居然没有反对,小妹真的取名马巧儿了。”多么童真,多么有趣味。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准确客观。内敛,节制,没有如滔滔黄河泥沙俱下。马先生不喜欢说大话、过头话,对接的是中国文化敦厚温良的传统。

  生性好奇,可能是马先生日后创业成功的禀赋,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好奇,作者对于生活便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读马先生对于家乡风物的叙述,其中如“铜钉补碗”的三道工序等,足证作者自小就有超越一般的观察力。当然还有文字叙述的耐心。写作是苦差事,磨人的。马先生经历了那么多磨人的事,历经八年研发输纱器,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创业成功靠的是意志力。现在,马先生把在事业上的“工匠精神”发挥在了写作上。在马先生身上,既有工程师的精确、理性,又有“文青”的细腻和敏感。马先生的学历是初中毕业,但他的写作水准远远超越许多所谓的“作家”。学历不等于学力。在我看来,马先生是一位具有非凡学习能力的人,尤其是求知若渴的学习劲儿。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马先生靠眼和耳这些原始设备“接收”大自然的影像和音频,“收看”漫天霞光、一河清水,“收听”雷声隆隆、浪潮拍岸,不经意中练就了“童子功”。年轻时家乡的农村是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贫瘠。唯一可以读到的是大队办公室(在他家隔壁)订阅的一份《浙江日报》。想起这些,他至今仍感慨不已:“很多时候,从生产队劳动归来,当我看到有新的报纸到了,便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甚至在脚上的泥土都没有洗去的情况下,就捧起报纸阅读起来。在这个举动中,既有我对知识的渴望、有吸纳外部信息的自觉,也包含着我对外部世界的一份好奇。”他戏称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走路时只要发现即使是一张带铅字的残纸片,都会捡起来阅读。也许,正是这种对于世界的好奇,对文字的深度契合,让他从小就有了文学的潜质。凭着这种潜质,一位经历丰富的创业者,在古稀之年成就了文学梦。

   

  2017年4月19日草,5月5日改定

   我是在偶然中遇到马信阳先生和他的《我和我家的创业》的。我感觉,这是“地方性写作”的一个很好的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品性。我从几个侧面谈谈读《我和我家的创业》一书的感想。

  “历史的切片”

 

  首先,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家三代跨越百年的创业史。这大概是从这本书的社会和历史价值说的。官方的志书,史书,为我们提供的往往是宏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概貌。其实,民间叙事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与宏观叙事相得益彰,某种程度上,民间叙事更可亲,因为它血肉丰满,充满可感的细节,更能打动人心。

  作家方方在慈溪的一次文学演讲中说过:一个个“个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读《我和我家的创业》,如翻阅一幅历史画卷:1907年爷爷马礼全用木制的“土机器”轧棉花开始创业;1947年父亲创业,先是出售棉布,后来为社办厂搞麻袋和土布产品的销售;一直到“我”,先是为社办厂跑供销,历尽千辛万苦,改革开放年代,与时代一起奋进,专注于纺织行业的设备制造,创造了多个业内的“第一”。马先生在“前言”中写道:写作本书,是想为时代留下一个见证,实录“前辈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更认同马先生另一个说法,即:为后来人提供一块“历史的切片”。切片,可以以小见大,为百年三北,为浙东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样本。

  这本书也是“地方性书写”一个极好的样本。它是带有地方文化特征、个人印记的历史书写。家乡特有的地理特征和独特产业,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或称价值观)。这是杭州湾南岸的三北平原所特有的。正如“晋商精神”“闯关东精神”一样,三北大地孕育了慈孝、移民、围垦、商帮文化。一家三代的创业史,就是三北人民百年生存史、奋斗史的一个鲜活样本。而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写艰难困苦,又超越了困苦。苦难得到了升华,被孕育成善良的珍珠。文学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类与苦难搏斗的过程与痕迹,是人类对于苦难的超越与领悟,以及由此产生的宽广而深厚的爱。这本书不是自我张扬,不是自言自语,不是家族小史的浅表诉说,它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三北人”普遍的命运。

   

“文学是人学”

 

  我更愿意从文学性角度谈这本书。“文学是人学”。好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在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文学就是要描写、刻画、研究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对父母、朋友的情感,对孩子的情感等。这样的一种情感实际上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本书充满了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动人细节,因此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我”小时候为爷爷“陪床”。1963年,爷爷84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夜间要有人陪护。大哥信飞在杭州读书,信厚、信棣都比“我”年纪小,胆子也小,爸爸认为“我”胆子最大,让“我”陪。这里的描写是细致动人的:“给爷爷陪床,我的任务就是在夜间爷爷咳嗽时候起来,把煤油灯点燃。等他咳嗽小了,再把灯关得小一点……”“我”夜间陪护爷爷,大致有两年多时间。反观现在,我们做晚辈的,还有这样孝顺这样体贴的举动吗?难怪那天座谈时,谈到这个细节,马信阳先生依然十分动容。

  还有一节我也不会忘,小标题是:“我没有兑现童年时对二婶的承诺”。文中写到,二叔因日本人投弹(可能是毒气弹)而蹊跷死亡,二婶从此寡居。而每每想起这位苦命的二婶,“我”总是莫名的伤感。在“我”创业初期,因忙于企业事务,“我”耽误了去看望病中的二婶,直到传来二婶离开人世的噩耗,“我”竟没有机会为二婶尽一份心意。作者在书中特别交待了自己小时候受二婶呵护,并答应二婶,长大后一定不会忘记她的。孩提时说出的这一句话,作者成年后一直没有忘却,曾在心里虔诚发愿,一定要给饱受苦难的二婶以关爱。如今,已步入老年的作者为自己未能及时行孝而痛心:“说什么都晚了,在我有能力孝敬她的时候,她老人家悄无声息地走了……”“二妈,我对不起您老人家!”作者的自责是诚挚的,真切的。

  这就是文学。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包括内省,是文学能够包容全人类,文学能够走向宽广的最基本的因素。

  这样的动情之处是贯穿全书的。你可以发现,对于很多人,作者都怀有感恩之情。书中可以读到很多人的名字,包括新疆喀什供销社的陈树勋主任,对于他,作者有感激,也有歉疚。包括对于一些矫枉过正的改革举措伤害到员工,作者也有着真诚的反思。

  可以说,全书饱含真挚的亲情、友情,真挚的爱,宽厚,克制,沉稳——与干事业的锐气,可谓相得益彰。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写作不要有怨气。马先生经历了颇多艰辛困苦,但文中没有一丝戾气,全书洋溢的是谦和,是仁厚和善意,深一层说,是对于“仁义礼智信”深厚家传的承续。

  

“睁大好奇的眼睛”

  

    我要谈谈文笔。马先生的文字如此清新流畅,这是出乎意料的。读此书,是一次愉悦的旅程。尤其从叙述童年趣闻轶事开始,文字愈发流畅,生动,率真,趣味横生。如写儿时在浒山看姚剧的那段:“浒山的这两场姚剧演出,让我记住了一个戏里的角色:刘巧儿。巧儿形象俊美、口齿伶俐、手脚灵活,以至于在我脑海里扎了根。看完戏,我甚至还在莫名其妙地琢磨着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要是我家里也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巧儿’,那该有多好呀!巧的是,过了些年,家里真添了一个小妹,爸妈还没给她取名,我信口对爸妈说:就叫‘马巧儿’好了。爸妈居然没有反对,小妹真的取名马巧儿了。”多么童真,多么有趣味。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准确客观。内敛,节制,没有如滔滔黄河泥沙俱下。马先生不喜欢说大话、过头话,对接的是中国文化敦厚温良的传统。

  生性好奇,可能是马先生日后创业成功的禀赋,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好奇,作者对于生活便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读马先生对于家乡风物的叙述,其中如“铜钉补碗”的三道工序等,足证作者自小就有超越一般的观察力。当然还有文字叙述的耐心。写作是苦差事,磨人的。马先生经历了那么多磨人的事,历经八年研发输纱器,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创业成功靠的是意志力。现在,马先生把在事业上的“工匠精神”发挥在了写作上。在马先生身上,既有工程师的精确、理性,又有“文青”的细腻和敏感。马先生的学历是初中毕业,但他的写作水准远远超越许多所谓的“作家”。学历不等于学力。在我看来,马先生是一位具有非凡学习能力的人,尤其是求知若渴的学习劲儿。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马先生靠眼和耳这些原始设备“接收”大自然的影像和音频,“收看”漫天霞光、一河清水,“收听”雷声隆隆、浪潮拍岸,不经意中练就了“童子功”。年轻时家乡的农村是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贫瘠。唯一可以读到的是大队办公室(在他家隔壁)订阅的一份《浙江日报》。想起这些,他至今仍感慨不已:“很多时候,从生产队劳动归来,当我看到有新的报纸到了,便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甚至在脚上的泥土都没有洗去的情况下,就捧起报纸阅读起来。在这个举动中,既有我对知识的渴望、有吸纳外部信息的自觉,也包含着我对外部世界的一份好奇。”他戏称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走路时只要发现即使是一张带铅字的残纸片,都会捡起来阅读。也许,正是这种对于世界的好奇,对文字的深度契合,让他从小就有了文学的潜质。凭着这种潜质,一位经历丰富的创业者,在古稀之年成就了文学梦。

   

  2017年4月19日草,5月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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